的研究与教学，除了传递知识、培养人才，还有义务介入当下的社会进程，在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以及文化创新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外文系很难做到。在中国大陆，外文系除教学外，主要贡献是引进外来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中文系的热衷于介入当下，双方的定位与功能不太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当代文学”课程对于大学中文系的作用。各大学教现当代文学的，大都有政治理想、社会情怀、能言善辩，以及介入当下文化建设的巨大热情。这么说，不包含价值判断，我只是强调，做鲁迅研究的，容易与现实对话，其著述本身很可能就有现实关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中，最容易成为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学术研究与文化情怀，有时很难兼得。比如，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学术性不强；做古典文学的，花几十年功夫写一部书，拿出来沉甸甸的。一虚一实，难免有隔阂。对中文系而言，我们必须有雄厚的学术积累，也应该积极影响社会进程。学有根基且能引领风骚，这是最理想的。但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分工合作，各有各的合理性。在我看来，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是一种专门知识，也是一种介入社会的激情，一种积极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力量，这样，中文系才会有生气。
港台以及国外的语言文学系也有这样的特点吗？
陈平原：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台湾以及香港的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外文系教授在引领风骚。这受制于大的政治环境，也跟教师构成以及公众兴趣有关。九十年代以后，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开始活跃起来，不再满足于当“老夫子”。但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台湾文学所（系）迅速崛起，其中牵涉到文化认同、主体性、校园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中文系处境不是很好。另外，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相对隔阂，也是个大问题。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之前，台湾当局不允许阅读左翼文学书刊。不谈鲁迅的传统，就讲胡适和徐志摩，很难理解所谓的“新文化”。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尊重传统，古典修养较好，这是他们的长项；至于影响当下思想文化建设的能力，则不及大陆的中文系。
现在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成为作家、研究人员，还是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
陈平原：“关注现实”是一种情怀，不是职业；任何人都可以“关注现实”，但也都可以“闭门读书”。这方面，我希望尊重个人选择。至于培养目标，各大学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越是好大学，专业化程度越高。作为本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罗常培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杨晦先生在五六十年代，都曾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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