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陈平原先生的一篇文章《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该文对上世纪初北京大学的文科教学尤其是讲义的风行，做了非常细致的披露和分析。他说：（老师授课）“很少采纳通用教材，而喜欢临时印发讲义，这是老北大的一个传统。”殊不知，临时印行讲义成本高，也随意，校方曾试图纠正，但未能实行，原因估计有二，一是授课的老师多为鲁迅等一批有个性的大腕，校方无可奈何，还有就是这些腕儿多为江浙人，没有讲义学生根本无法听懂。所以，无形中形成了“北大讲义”的风气，也奠定了北大学术与教育的百年根基。

　　最近又看到一套新印行的《老北大讲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共21本，洋洋400多万言。让我一口气饱览了北大百年以来积蓄的学术精华。这套书内容非常丰厚博杂，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新闻及一些边缘学科，颇有“百科全书”阵势，其中有我们熟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还有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史学方法导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孟森的《清史讲义》、崔适的《史记探源》，以及许地山的佛学名著《陈那以前之因明》等，有些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再版，如杨昌济的《西洋伦理学史》、许之衡的《中国音乐小史》、徐宝璜的《新闻学》，后者被誉为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山之作。

　　傅斯年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学生时代当过学生领袖。他性情耿直，是一位教育活动家，而在学术上更是开一代先河的大学问家。《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他在北大的课程讲义，后由他的学生、历史学家何兹全（著有《中国古代社会》）整理出版。其中的《夷夏东西说》一文奠定了他天才的大师级地位。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说：“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代史毫无系统可言。”这部书“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钥匙”。而他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理论则充分体现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史学方法导论》中，他借鉴了德国实证主义学派创始人兰克的思想，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材料。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在该书的《考古学的新方法》一文中他强调：“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傅斯年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史学界影响非常广泛，但是他的自相矛盾之处也留给后人不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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