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学史最早的讲义。作为章太炎的学生，朱希祖既继承了老师的治史精华，又吸收了西洋史学理论；既重视历史史实的考据，又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这是他与傅斯年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人讲，在现代史学的建设中，就方法论而言，朱希祖的理论无疑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治学方向。

　　相较傅斯年和朱希祖，与章太炎是同门兄弟的崔适在北大绝对是个另类，也体现了蔡元培时期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据冯友兰先生回忆：他讲课就是抱着他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念，非常枯燥无味。虽然讲课不在行，70多岁了还要人搀扶着来上课，但是他扎实的学问，尤其是那部用传统的经学研究考证历史的讲义《史记探源》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史记》的珍贵的文字。后来，胡适开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面没有司马迁的原著《史记》，却有崔适的《史记探源》。足见这本书的价值。

　　无独有偶，与崔适相比《清史讲义》的作者孟森的怪异有过之无不及。据张中行先生回忆：“（孟森上课）眼永远在讲义之上，不往讲台下看，他只会写，不会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这恰好是他治学治史的真实写照，他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的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当时的学生经常开他的玩笑，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耳光，他必记得清清楚楚。在这套书中，编者选了他的《明史讲义》和《清史讲义》，后者虽是残稿，但对清朝二百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对清先世源流和八旗制度的考订，则更是史实详尽，论析缜密，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之作，孟森也被公认是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

　　在《老北大讲义》中，文学方面占有很大的比重，有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许地山的《印度文学》、黄节的《诗学诗律讲义》、吴梅的《诗词通论曲学通论》，以及桐城派的后期大师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方法》等。傅斯年在史学上的成就已经说过，他的文学功底也是少有人可匹敌，书中的《诗经讲义稿》一部分更是近现代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国内最早的文学史之一。上世纪初，中国还没有现成的文学史论著，而日本却率先编出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这给林先生很大刺激，于是他集中差不多一百天的时间写完了这部《中国文学史》。虽然这部书受到郑振铎等文学专家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保守，但是，它毕竟完成于清代，对之后的新文学秩序的形成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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