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是我大学时代最喜欢的“龙学”专著，但是看了《老北大讲义》中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我找到了“范注”的渊源。黄侃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也是傅斯年的老师，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被称为一代国学大师。他反对新文化运动，憎恨胡适，为此他甚至与追随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反目。据冯友兰先生回忆：黄侃在讲授《文心雕龙》时非常古怪有趣，“每讲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便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请我吃饭”。我不知道他所说的秘密最终是不是写在了书里，但是《文心雕龙札记》的完成标志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
《欧化东渐史》和《西洋伦理学史》是《老北大讲义》里特殊的也是存疑的两部讲义。前者作者是历史学家张星烺，后者的作者是伦理学家杨昌济。据说张星烺最早受蔡元培之聘竟然是在北大教授化学，而这部讲义是他最先在复旦大学讲授世界通史时的讲稿，后由学生笔录成书。（见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欧化东渐史》前言）所以，这部讲义是否真在北大课堂上讲授过，我们只能存疑。《西洋伦理学史》的特殊在于，其一，作者杨昌济是毛泽东的老师，其次，这部书只是杨先生未完成的翻译之作，原作者是日本的伦理学教授吉田静致。（见胡适《西洋伦理学史序》）毛泽东对杨昌济的评价很高，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由此可见这部书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的影响。杨先生研究伦理学，更多的是希望用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他主张的培养五种人才的理论：竞争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科技型人才、实业型人才和教育型人才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仍然有现实意义。
当我读完《老北大讲义》，仿佛又重新回到历史，回到北大一百年的文化风云之中。我相信，中国现代文化发轫于北大，或者如该套书的出版说明所说：“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我没上过北大，但是我从这些饱经沧桑却又依然熠熠闪光的讲义中，体会到做一回北大学子的荣光。那些大师先贤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浮现，那些经典的真知灼见在我身心扎根。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需要我们顶礼膜拜，也需要我们去粕取精，而在这些所有之上的北大精神，乃至扩展为的国人的精神，则需要我们好好地领悟、坚守和宏扬。这便是《老北大讲义》的给我的启示。
注：完成这篇文章，忽闻北大的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仙逝，我的小文就算是对这两位大师的追思和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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