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1年我替季羡林先生打赢一场维权官司后，彼此交往颇多。我们在“国家图书奖”评委会上一起评过书；近年他出新书，必签名赠我；他曾为我出版的书写过序，在我的新书研讨会上作过书面发言；前年我还引荐影星林青霞去拜访他，一度成为文坛佳话。上月为支付季老稿费事刚与季承通了电话，得知季老一切挺好，万没料到，

一次心脏病突发，就使一代大师驾鹤西去。悲痛之余，回想起与季老交往的诸多往事。季老的学术造诣、优秀品德，值得后人仰承的太多了，其中令我十分敬佩的一点，就是他在思想上能不断地与时俱进，即使步入耄耋之年，思想一点不僵化，每每有与众不同的新论。

　　2004年秋天，季老荣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之后，曾与我作过一次书面问答。当时有媒体报道，我国已是翻译大国，要进一步做翻译强国。对此季老不以为然。他说：“如果翻译的是不需要的垃圾，翻译再多有什么意义？靠数量膨胀而形成的‘翻译大国’，并不值得追求。至于‘翻译强国’的标准是什么，怎么定，谁来评，都说不准。依我看，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及时翻译过来就很好了。”此外，季老还讲到，大学里都把翻译当做学外文的附属；仅会外文，未必就能搞好翻译。他主张，应把翻译当做独立的一级学科，要培养职业翻译家，重要翻译应该算科研成果，要大大提高翻译稿费，改变只译英文作品的“偏食”结构，重视翻译生态平衡；还第三次再度吁请设立“国家翻译奖”。这篇谈话，既切中翻译时弊，而且极富远见，难怪译界许多人都感叹，这比在职的都“超前”，哪像住在病房里九十多岁老人讲的话！

　　不仅对翻译如此，对其他领域，季老同样眼光敏锐。他公开提出，现有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通史》都已陈旧，要用新史料和新观点重新编写。主张美学研究转型，感受美，除眼、耳外，要扩大到鼻、舌、身。对待学术研究，他认为仅注意考据不够，还必须重视义理。他称这是自己的“怪论”，其实是他治学思维的一次升华。他还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对待世界文化潮流，他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变化论，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转折点。尽管这个观点引发了学界不少争议，但这表明，季老的思维一直相当活跃，一点都不守旧。

　　还有一些小事可以证明。在《病榻杂记》一书中，可以找到不少季老“爱发议论”的故事。例如，家乡送烧饼来，他从礼品的豪华铁包装上，马上联想到资源浪费和小孩安全等弊病，疾喊“悬崖勒马”、“再也不制造那种大而无当的商品包装”。就连看电视广告，他也会联想到广告必须讲实话，提出广告要有度，否则会引起消费者的逆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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