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淫祠”或“淫祀”？《礼记·曲礼下》说：“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后世大致继承了这个观念，如唐人赵璘就说：“若妖神淫祀，无名而设，苟有识者，固当远之。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祀也。”尽管如此，在唐代各种“淫祠”却广泛存在，“每岁有司行祀典者，不可胜纪。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这些庞杂祠庙多为官方所不承认的“淫祠”。唐代中央政府对待各地“淫祠”，一般是持反对态度的，多次明令地方长吏加以禁止。这样，刺史作为唐代地方统治的主体，不管是赞成中央政府禁毁“淫祠”还是听任地方百姓信奉“淫祀”，其所扮演的角色都显得非常重要，所起的作用也至为关键。

　　唐代曾发生了多次地方刺史禁毁各地“淫祠”的事件。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狄仁杰和李德裕，论者一般也喜欢拿他们作为唐代地方官员执行中央严厉禁止地方“淫祠”的显例。这两次大规模的行动，在新、旧《唐书》中有很明确的记载：垂拱四年（688年）六月，狄仁杰以江南巡抚使的身份毁除吴、楚“淫祠”1700多所；长庆三年（823年）十一月，李德裕以浙西观察使的身份禁除管内“淫祠”1115所。除此之外，尚有一些比较零星的禁毁活动，如韦正贯为岭南节度使，“南方风俗右鬼，正贯毁淫祠，教民毋妄祈。”于頔为苏州刺史，“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韦景骏为房州刺史，“州带山谷，俗参蛮夷，好淫祀而不修学校。景骏始开贡举，悉除淫祀。”“淫祀”并非仅在南方流行，北方经济发达地区甚至京畿近州某些地区也颇为兴盛。如王湛为冀州刺史：“冀州境内，旧多淫祀，褰帷按部，申明法禁。”卢奂为陕州刺史，此地亦尚“淫祀”，当地人言：“不须赛神明，不必求巫祝，尔莫犯卢公，立便有祸福。”看来，卢奂对“淫祀”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因为禁毁“淫祠”，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这是唐代刺史施政的主流行为。实际上，尽管确有一些刺史厉禁地方“淫祠”，但这并非刺史的主流行为，因为禁止“淫祠”的刺史在唐代数万名刺史中，所占的比例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不要说完全禁除“淫祀”（淫祠）无法实现，就是部分禁止“淫祀”（淫祠）也收效甚微。直至唐末，所谓“淫祠”依然遍布江南，陆龟蒙在《野庙碑》中描述了当时江南地区“淫祠”遍布的情状：“瓯粤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哲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当地百姓对这些“淫祠”十分恭敬：“大者椎牛，次者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卢恕也说，楚州历代百姓供奉吴太宰伍相神庙，“椎牛酾酒，小民有至破产者。”元稹在《赛神》诗中更是生动地描写了江南“淫祠”对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贫……贫者日消铄，富亦无仓囷。不谓事神苦，自言诚不真。”诗中着力渲染了当地人对“淫祠”的狂热程度，以至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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