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有关负责人称，学校现已明确，只有在SCI一区，即影响因子达到一定数量级别的论文，才能在科研支持方面得到倾斜。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王晓东不久前也表示，近年来有些申请教职的人，总喜欢在履历中写上自己的论文数，还注明每篇论文所发表杂志的SCI分数——但这样做“只会被当成笑料，降低被面试和录用的可能性”。饶毅教授说，只有偷懒、或者不懂装懂的人，才用SCI来评价人，“我们都多年参加美国一流机构的教授招聘，从没见过自尊的科学家开列SCI论文清单。”

“高引用率”竟是质疑文章托盘

一位大学教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些年来很多学校规定发表一篇SCI论文奖励1万元，有些高校的奖金额更高。如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奖励百万元也不稀奇。最近这10多年中，高校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迅速增加，目前“985高校 ”平均稳定在每年2000篇左右，这意味着学校每年的论文奖励开支至少要2000万元，“但恰恰是这笔开支，对学术和科研浮躁之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饶毅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说得毫不客气：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急功近利的风气中，SCI起了比较大的作用，甚至有些掌握资源和行政权力的人，以SCI为政绩工程。可想而知，这会给学术界带来什么。

据一位教育界专家介绍，不少学校开年终总结大会，一个必有的程序就是表扬“论文大户”。堪称奇谈的是，有位学者最近在院士提名材料的“科研贡献”一项写上了自己一篇“最高层次”的论文，“有很高引用率”。但深究下来，为引用率做出“贡献”的，竟是大量质疑文章。

不过教育界专家都承认，以SCI论文为评价方式是某个阶段的产物，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在我国科研重新起步之时，论文数量的增长无疑有着积极意义。日本东京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追求过SCI的数量增长，但当数量达到每年4000篇时，就转而追求质量提高，现在东京大学在全球的排名已进入前5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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