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隐”原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按说，百姓有违法行为，从国家和法律的立场来看，自应鼓励其他人告发，可是儒家思想却不这么看。在法律公正与亲情伦理之间，儒家宁为合乎亲情伦理而委屈法律，而不愿以法律的名义摧毁亲情伦理。所以，儒家从来就反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而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基于捍卫伦理亲情的考虑，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都贯彻了“容隐”的原则。汉宣帝曾特为此事下诏书：“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唐以后的法律，容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但直系亲属和配偶可以“相隐”，只要是居住在一处的亲属均可援用此律。此后，“容隐”的范围继续扩大，至明清时，不但同族同姓的亲属可“相隐”，外族亲戚（如岳父、岳母及女婿等）亦可“相隐”。

法律上既然禁止亲属相互告发，同时也就不要求亲属在法庭上作证人。反过来，若某人不为亲属匿罪，反而自动告发，那就是挑战了法律的“容隐”原则，反而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子孙若主动告发父母，在北魏时要被判处死刑，唐宋时要处以绞刑。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但他们同样继承了“容隐”的原则。元英宗时，斡鲁思告发其父母、驸马许纳子速怯告发其父，事发后，帝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复讦于官，岂人子之所为！”命斩之。由此可见，古代法律对“容隐”原则的极力捍卫。

中国古代的法律总的来说是粗糙的，但是，我对它始终贯彻的“容隐”原则深表认同，因为它充分地考虑了人之常情。法律公正十分重要，这一点毋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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