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刘小枫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持了3期“经典与解释”专栏，每年一期，都是我做的责任编辑。他在这个专栏上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2007年第6期刊登的《霍布斯的“申辩”》，其中有句话——“在哲人群体内部，当然没有异端这回事情，但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所有哲人都是异端”，令人感喟不已，拙著《浩然正气——孟子》在讨论“距杨墨”的章节里反复引用过4次；另一篇是即将在2009年第5期刊发的《“诗学”与“国学”》，文中那句“《诗》学是‘国学’的基础和源头”，又让我感到有些话可以说一说……

　　“‘诗学’与‘国学’”是文章的正标题，副标题则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原来，对于亚氏这部名著的书名，并不是所有人都译为《诗学》的。譬如，崔延强的译本叫做《论诗》（收入《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且是苗力田（1917~2000）亲自拟订的；王士仪的译本叫做《创作学译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旅法学者左景权过去给罗念生（1904~1990）的信中也主张译为“创作论”。

　　非得要在“论诗”与“创作学”两个书名中进行抉择么？《“诗学”与“国学”》最后的一段话，可谓刘小枫的表态了：

　　反观我们的诗教传统，却无需诗术与性情论（《伦理学》）和政治术（《政治学》）的如此分割和关联。一句“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记·乐记》），言简意赅，三者都涵盖其中。但我们不可忘记，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后民主时代；如果我们面临与亚里士多德同样的后民主处境，又当如何就很难说了。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接受把“诗学”改为“创作学”的建议，不仅《论诗术》这部讲稿主要讨论荷马叙事诗和民主时期的肃剧诗的文本事实被抹去，亚里士多德在民主之后的时代解释具有政制作用的“诗”的良苦用心，也随之一并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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