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换言之，就是文字、音韵、训诂、经学、考据、史学考证等等的综合。这些国学中的基本门类，曾经在清朝乾嘉年间盛极一时。中国古代典籍纷繁复杂，地上和地下的典籍资料交相佐证，使得中国古代文献和史料充满误读、误解、误传，从两汉开始，就有为疏通文献而进行的注疏考据，这种注疏考据从文字始，因为传统中国文献并不像今天那样分科细密：今天大学中文系中初分文学和语言两大类，即便是汉语课，还有现代、古代，语言又有语法、文字、语音等。今人已经无法像古人那样，综合学习研究传统中国学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包括了各种史料和文献。即以传统的经学一门，已经包括了历史、语言、哲学、伦理、典章、文化、社会等等学科。而文字也通兼形、音、意三者。古人认为，要读通经典，必须要从识文字始，于是疏通，典籍文字就成为“小学”之根本，后人也以小学作为文字、训诂、音韵的总称。国学从这样的“小学”始，并不以“小学”终。“小学”一门，只是工具而已，运用这一门工具，要解决经学、史学、文献学等等各种疑难问题。虽然乾嘉学派以《说文》四大家名动一时，但是期间更多的文献学家为解决上述问题，在经、史、子、集以及碑版石刻、青铜吉器方面研究大有建树。到了甲骨文字出土、敦煌文献发现，都为国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史料，这也是晚近罗王之学、章黄之学形成的由来。
所以国学并不像有人理解的那样，只要是中国的学问就可以，而是有它的特定含义，那就是运用考证的方法，解决传统文献学中误解、误读的文字、声音、意义、史料错讹、史实订正和发现由此形成的一系列问题。
由于国学是这样一门很专精又很广博的学术，今人已经无法像当年的学者那样，通晓各个门类，成为所谓的“国学大师”。海外自然也有不少汉学家或中国学家，除了个别学者可以包罗多个门类之外，一般而言，他们的专业范围比较狭窄，文学、史学、语言都有，但基本上，守着传统中国学术范围的可称之为“汉学家”，而研究现代汉语或者现代小说的，很难称为“汉学家”。我们希望中国的学术在国际上发扬光大，希望各国学术界重视中国传统学问。但“国学”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名词，目前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只要对国学有一些基本认识，很少会把这个词语用作一门专业来开设本科或研究生课程，这是因为国学的博大精深及其历史演变造成的。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位学者特别论及吕思勉先生关于文学的论述，这也是非常出我之意料的，作为史学大家，吕思勉在当代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对古典文学的理论研究也如此精深，可见国学研究者的包容度和学术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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