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由此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马立诚：北宋也是延误改革时机。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宋朝冗官之多，高于历代。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干部小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朵根太软，犹豫来犹豫去，对范仲淹讲，你不要搞“三虎”了。范仲淹的确有点急，但宋仁宗头脑也不清楚，结果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

　　再说清末，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逃亡，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想政治改革了，提出9年立宪。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中国的立宪进程，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雷　颐：不是这样，实际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当时形势实际上是很急迫的，清廷对此估计不足。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5月份出台的内阁，还是皇族内阁。这时候已火烧眉毛了，清廷还在那里短视，它的措施违反了最基本的立宪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充任内阁成员。这下子，连立宪派都失望了。其实，清廷开始说准备立宪的时候，全国欢欣鼓舞，张灯结彩，这说明民众对清廷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理解。但是清廷没有重视民意，觉得民意算什么，看不到民意的力量。结果是，应该在上一阶段做的事，总是拖到下一阶段才被迫做。可要命之处在于，当你在下个阶段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实际形势却要求你做得更大更多，它又不愿意，总是慢一拍，从不主动，总是在巨大事件发生之后，实在不行了才做。这样，就延误了改革时机。你刚才也说，恐怕不止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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