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有许多人类学者、新闻记者带着极大的热情去追踪其他社会的“内部视野”和异国故事。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传统，又经历了最为深刻的现代革命，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中国与欧洲社会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本书在呈现中国社会的“内部的声音”的时候，并没有渲染异国情调，恰恰相反，安吉拉通过她对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商人、艺术家和劳工的访谈，展示了与这本书的读者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的思考、挑战和问题。当你倾听温铁军谈论中国的城乡分化、三农问题和他对未来道路的思考时，我们看到的是产生于中国独特的情境之中的社会危机，但这不也正是全球化条件下许多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吗？当你听到一位中国的政治学家不是通过谈论孔子和孟子，而是通过对马基雅维利的学说阐释讨论中国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时，意大利的读者到底是感到遥远还是接近呢？通过这样的采访，安吉拉对中国问题的探求其实也正在转变为她对意大利、欧洲和全球化进行思考的一种方式。在这样的对话中，你也可以说：中国是她的观察对象，也是她的思考（自己的社会的）方法。

　　在西方世界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和观察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是学院的传统，另一个则是亲身观察和参与的传统。1950年代初期，伴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新的现实立刻在美国政治和学术领域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美国）为什么失去了中国？这个问题本身不但传达了美国政治家和学术界无力把握中国变迁的脉络的失败感，而且也暴露了提问者从未对自身认识中国的方式有过认真的怀疑和反思。1990年代，在经历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之后，美国一位著名的中国学家在他去世之前发表长篇文章，检讨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问题上的种种失败，他指出没有一个西方的社会科学家预见到了中国在80年代末之后的激烈的变化、超强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解体？为什么中国没有像东欧那样经历另一种大转型？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个体制的延续条件下，较之那些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典范的国家或经历了休克疗法的国家，中国的市场改革一方面似乎更为激进，另一方面又没有像那些国家那样迅速地遭致报复？在中国的急剧变化面前，社会科学家们收集的大量数据总是有所不足，除了那些最富洞见的学者的作品之外，大部分研究在发表之后不久就被束之高阁了。

　　与学院传统有所不同的中国观察是在亲身经历和实地采访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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