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形成的。参与这个传统的创造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传教士，另一种是媒体工作者。无论在传教士之中，还是在新闻记者之中，他们对于自己的研究和观察对象的态度千差万别，有人更多的同情，也有人更多的批评。传教士带着他们对普遍信仰的热诚来到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宗教传统的社会中，用各种方式与当地人接触，他们是欧洲有关中国的知识的奠基者。在这种知识中，细致的观察和理解与一种先定的信仰和目的密切相关。在20世纪，新闻工作者大大地扩展了这个亲身观察的传统。与传教士不同，他们多半由于自己社会的需要和记者的职业伦理向自己的社会传送有关中国的报道。记者的使命常常是双重的，他们一方面履行客观报道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关系带入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之中。
在今天的西方媒体中，无论是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惊呼，还是有关中国缺乏民主人权的指控，都是常见的现象。这些观察各有自己的根据，也常常随着形势的变迁而剧烈地变化，我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些具体的观点作出评论。我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这类报道多半将中国看做是一个完整的客体，而很少表现在这个巨大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力量、不同的思想观点之间的博弈、协调和冲突。正像这本书的书名《说话的中国》所暗示的，在这类“中国观察”中，中国是沉默的、不能发声的。回顾20世纪的历史，那些最让人难忘的中国观察多半来自那些深入中国内部的报道，它们不但力图呈现这个社会内部涌动的不同力量、尤其是代表着未来的力量，而且还力图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与对自己社会的反思结合起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在漫长的中国革命中对于中国的报道至今在中国人中传颂，也一再地被研究者们“重新发现”。他们不是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而是在一种更为深刻的联系之中，探索中国的前途和自己社会的未来。这是一个在20世纪的国际主义传统中产生的报道传统，其特点是将对中国的观察和报道与他们对自身社会面临的问题的思考关联起来。当这些富于献身精神的记者发现中国正在进行的战争、革命和社会实验与他们各自的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时候，他们也亲身参与了中国的伟大实验——他们的作品是深入观察、亲身参与、直接对话的产物。正由于此，我们无法清晰地说这些报道提供的是一种“外部的视野”还是“内部的视野”。
过去几年中，我与安吉拉多次见面，在博洛尼亚、北京、罗马。每一次她都是匆匆赶来：或者是从罗马，或者是从上海，或者是从云南，或者是从西藏。每一次见面时，她都会告诉我一些她最新的有关中国的观察、发现和困惑。她不但用敏锐的观察，而且也以她的真诚对话迅速地接近中国——更准确地说，是接近在中国生活的人们。在面对各种矛盾和困惑的时候，安吉拉并不像许多她的同行那样急于下结论，而是竭力寻找不同的观察角度来呈现问题；她保持着观察的距离，但绝不是用一种与己无关的态度面对中国的变迁。她在对话、交谈、观察和理解中寻找认识中国的钥匙，也把对中国的认识视为理解自身社会问题的一种途径。这种共同面对问题的方式，使她迅速地赢得了许多中国朋友的信任和友情，他们乐意向她敞开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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