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仲秋，吴宗济抵达南京报到，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就让他立即前往南宁，与李方桂会合。那时桂系与蒋介石处于对抗状态，由南京到广西，陆路不通。吴宗济只身一人，从上海乘海轮到香港。再到广州，转乘火车至三水，自三水再坐机动船至广西梧州，最后雇汽车到达南宁。

　　一路走了半个多月，经过了许多禁区，沿途路费就换用了“中央票”、“港纸”、“东毫”、“桂币”四种钱币。而且，他随身带的录音器材，是当年美国专业灌制唱片的全套设备，包括主机、转盘、两组重型蓄电瓶和一箱铝片等部件，重达上百斤。

　　在南宁只休整了两天，他就和李方桂前往广西武鸣县，进行壮语调查。第二年春，他随同赵元任到湖北调查方言。这两年时间里，吴宗济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乐此不疲。

　　但“七七”事变击碎了这一切。史语所要撤退到昆明，吴宗济一心追随赵元任，毅然前往。他带着一家从行将沦陷的南京逃出，“家藏古籍及文物全都弃失，只有随身衣物，辗转于湘滇公路，几同乞丐；在重庆、桂林大轰炸中幸免；湘黔路上被强盗把仅有的路费抢光，还翻了车……”

　　1938年，赵元任前往美国讲学，史语所为避免轰炸四处搬迁。过了两年，由于家累，吴宗济辞职到了重庆，改行转徙各地，“在学问上当了十五年的‘逃兵’”。

　　不干学问了，吴宗济的生活依然充满了惊奇：在上海开过仪器公司，当过电台经理，还做过国民党的高级职员……甚至被当成过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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