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以晚清史为主，面目日益清晰鲜活，曲折多态，不再死板单调，千篇一律。在此情况下，突破旧模式，构建新体系的呼声和诉求渐趋强烈，晚清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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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晚清史”，顾名思义是指清朝晚期的历史。有人认为晚清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始自20世纪30-40年代。其实不然，梁启超于1920年写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一节就从“鸦片战役以后”起讲；而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中国近代史教材也都是以鸦片战争为上限，如孟世杰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北京文化学社1925年版）叙论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论中国最近世史要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今日。”然而，在当时，关于晚清史的研究不算是学问，多数人并不看重，也不愿投身其中。对此，梁启超忧心忡忡，极力呼吁重视晚清史的研究。1923年，在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认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惝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如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为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

    不过，真正重视对晚清史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人。1941年5月，毛泽东就号召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展开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指出“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分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而在此之前，已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用辩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因为受苏联史学把十月革命以前称为“近代”的历史分期法的影响，当时关于中国近百年史的马克思主义史著都以“中国近代史”为书名，如出版于1933年的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1947年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其中，范著《中国近代史》虽然只完成上编第1分册，写到1901年就戛然而止，但开创性地以革命性质的变化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中国史划分为两个时期，前者从1840-1919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者自1919年以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影响很大，多次重版，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体系。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习惯性地将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这样，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晚清的七十二年再加上民国初期的八年，几乎可以说是一部晚清史。

    但这段以晚清史为主的中国近代史是以革命史为研究取向，将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作为基本内容，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被化约为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研究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日益公式化，形成了一条线索(阶级斗争)、两个过程(前引毛泽东语)、三次高潮(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革命史叙事新体系。这个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都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占主导地位，促进了晚清史研究的畸形繁荣，表现为革命事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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