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社会思潮的取向。近代中国风雷激荡，新陈代谢迅速，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思潮纷呈，汹涌迭起，形成一道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然而，对这一奇特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正式开始，198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是较早以“思潮”冠名的一本专著。其后有关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的专著和丛书逐渐增多，主要有吴雁南先生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冯契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以及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4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但需要指出的是熊月之先生是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热潮出现之前较早自觉从事社会思潮研究的学者，其突出成果就是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陈旭麓先生评价该书“以时代思潮起伏为经，将人物穿插其间，依次写来，层层递进，每一阶段，有总述，有分述，让人们既看清思想的脉络，也感到思潮的奔腾”。

    4、社会群体的取向。晚清以来，各种社会群体纷纷登上中国历史舞台，非常活跃，各呈异彩。它们有的是旧有的，有的是新生的，但无不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关于社会群体与近代社会的研究很受关注，成果也非常丰硕，主要著作有钟叔河的《走向世界——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版），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熊志勇的《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伟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和杨国强的《晚清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年版）等。其中杨国强先生的《晚清士人与世相》一书，罗志田教授评论说：“在近代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巨变中，身份地位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为其他三民楷模的读书人。从思想和社会的中心步步淡出，读书人的社会变动及心路历程，处处折射出时代的激变。本书以‘士人’为对象，考察嬗变中的‘世相’，确为上选。”

    晚清史的研究在近三十年来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仅涌现了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而且开辟了不少新领域，引进了许多新理论、新方法。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学者追踪西方新史学动向的步伐相当快，且一些理论素养和水平较高的学者也在积极构建“新史学”、“新社会史”、“新经济史”等本土的史学理论体系，使得笔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穷尽一切晚清史研究的理论取向，仅就寡闻少见所及作了上述大致的归纳和梳理，不免挂一漏万，浅薄粗疏。但正如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所言，“所谓经济史和社会史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所以对于包括晚清史在内的任何历史研究，都应该具备长程、总体的历史观，养成全面、整体的历史观念。因为理论是不可靠的，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前有时会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实证研究和具体分析才是历史研究回归理性和本真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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