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有知”的宗教迷信，因而是进步的。在《老子》一书中，“道”是最重要的范畴，它出现过74次，有5种涵义：（1）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有物混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自然界的运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3）道是最原始的材料，“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4）道是肉眼看不见，感官不能直接感知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5）道又有事物规律的涵义，“天之道”，“人之道”。任先生指出，当老子把“道”设想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时，他把“道”称为“大”；而当他把“道”设想为混沌未分的原始材料，叫不出名字，又谓之“朴”、“无名”。他用“无形”、“无物”、“无状”这些否定性的词来描述“道”，从而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作为万物之本的负概念——“无”的范畴，这标志着它是人类认识的重要里程碑；但又由于“无”又有混沌不清的意思，因而既可以给以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包含着以唯物主义解释的可能性，这是老子哲学后来向着相反两个方向发展的契机。由此可见，如何把握老子哲学中的“道”这个范畴，是判别老子哲学属性的关键所在。（参见《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262~265页）任继愈的上述观点，是对之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简编》的总结和发展，是认识过程中的一种综合。
反思老子哲学属性争论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概括，问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能完全覆盖中国、西方哲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全部内容？简单地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模式，能够概括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内容？这个问题早在1957年1月22~26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所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提出来了。与会者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方面的专家、教授，共100多人。与会者的发言中，就有人委婉地发出了这方面的疑问。他们认为，如果完全按照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来处理中国哲学史，会有“削足适履”之虞，难以反映哲学史发展和哲学家思想的全貌。
其实，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概括，被人们简单化、教条化了。恩格斯是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恩格斯同时还说，这个问题是“根源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在中世纪时，“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220页）可见，在不同的时代里，哲学的基本问题有着不同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因而理应从不同的方面加以研究。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毕竟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的概括，考虑到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民族差异，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丰富与发展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学者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于1983年成书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写道：“恩格斯所讲哲学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哲学史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的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概念范畴与西方的不同，没有人像黑格尔一样采用‘思维与存在’这个表达方式。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确实也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2003年，第15页）又如，西方哲学史专家张世英先生也认为“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新哲学讲演录》，第37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