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体系中，国际资本主义居于中心位置，而广大第三世界则处于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刀俎与鱼肉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的阶段。

　　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也就是说，阻挠中国走上自主资本主义道路的，正是国际资本主义。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是其不知餍足的扩张。这种逻辑决定他们绝对不可能放弃在中国既得的经济利益，更不容许再出现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来与之争夺国际市场。你要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吗？可以，但是对不起，你只能站在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充当“中心”的商品市场与廉价资源的供应基地。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顾问享利·亚当姆斯曾经不加任何掩饰地说：“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和亚洲独立自主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的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追求资本主义屡屡失败的时候，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却在欧亚大陆之间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阿芙乐尔巡洋舰上发出的隆隆炮声，是对一次壮丽日出的礼赞，是科学社会主义胜利的盛大庆典，是启发中国人民觉悟的暮鼓晨钟。

　　一边让我们屡屡碰壁而极度失望，一边则送来了新的希望，于是中国人民的思想天平开始向俄国倾斜。到了五四运动前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声名狼藉，而社会主义（尽管理解不同、种类不同）却成了热词。流风所及，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安福系的王揖唐，直至投机政客江亢虎都大谈起社会主义。广东军阀陈炯明则著文宣称：“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的共同理想。”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开矿办厂，掠夺了中国的财富，同时也在中国造就了一支产业工人阶级队伍。到1919年，以外资企业为主，包括合资和民族企业中的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左右。在偌大的中国，200万人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们非常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大城市，都分别集中了十几万到几十万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又备受欺压，沦落在社会底层，所以特别能战斗。

　　中国工人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旦对接，势必迸发出排山倒海一般的铲除霸权、扫荡黑暗的力量。在这种对接中，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1918年初，李大钊就向友人宣传介绍十月革命。1918年7月—1919年1月，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或演说，热情称赞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大声呼吁中国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1919年2月，陈独秀也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挺身而出，在《每周评论》第8号上发表《公理何在》一文，驳斥了帝国主义诬蔑十月革命的谰言。

　　除了知识界，关于俄国“穷人党”胜利的消息在劳苦大众中也不胫而走。传播这一消息的，是从俄国归来的中国工人。旅俄的中国工人是保卫十月革命的重要生力军。1920年12月1日，旅俄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