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了帝国主义中的最大霸主。于是，独吞帝国主义各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就成了它的既定战略。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蒋介石政府高级经济顾问纳尔逊说：“美国商人必须将中国视为美国之工业边界，

　　其重要纵不比20世纪美国西部之边界更大，至少亦与之相同”。这也就是说，要把中国变成为发展美国工业服务的几个不发达的州。

　　打着三民主义旗号、自诩为孙中山“忠实追随者”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则是专制、独裁得可怕。他的职务，从上级兼到下级，从军事兼到党政，从前方兼到后方，从官方兼到民间团体。到1935年底，他的官衔竟然达21个之多，你说累也不累？由于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所以在有关教育文化方面的公文中，就有了“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这类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咄咄怪事。

　　以蒋家为首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四大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集团。他们与美国大财团勾结，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进而贪婪盗窃国家财产，中饱私囊。早在1939年，四大家族及其他政府要员一共18人，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达到6918万美元，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外汇储备的28%。1949年，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财政部调查，“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财产达20亿美元以上。看了这份报告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议会上气得大骂：“贼！他们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

　　四大家族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忠实买办。这从他们炮制的“新公司法”中就可以见出端倪。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近政府公布的‘新公司法’中第1条和第192条中没有规定外国公司在他们本国的总公司必须‘营业’……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照‘新公司法’的规定，外国在华设立的分公司既不必呈报资本额，那么他们可以随便增加资本额而逃避中国政府的所得税，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本国向自己的政府说，总公司既未营业，当然也不必纳股东所得税。这样他们可以逃避一切的征税。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工商界如何能够和这种‘外国公司’竞争。这是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可怕的手段。”

　　让我们看一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3个煤矿的经营情况。一个是山西阳曲保晋公司，系民族资本；一个是山东枣庄中兴公司，系官僚资本；另一个是河北唐山开滦公司，系国际垄断资本。每生产1吨煤，阳曲保晋的成本为202.1元，税捐为173.1元，占成本的86%；枣庄中兴的成本为202.5元，税捐为20元，占成本的10%；唐山开滦的成本为150元，税捐为26.75元，占成本的18%。悬殊的税捐，正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的重要手段。在这样一种极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民族资本还有什么生路可走么？采煤业如此，其他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如此，蒋家王朝统治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本为肉，国际垄断资本、官僚资本食之，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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