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批判一下这些非议宋子文文字的性质。这些文字有两个特点，第一，各文字是传闻之词。一人先述己见，另人传之，三人继之，流传下来。这以美方文字最为明显：先有专栏作家说自己的听闻，结果经书籍的采用，似乎成了定论，比如所谓宋子文是40年代最富有之人。现经解密档案显示，这则消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可这一信息到现在还在被引用。第二，各文字中未说出现可以查对的第一人称的证词，而中方文字也大多缺乏确切的数据，仅用推断。”戴鸿超说。

　　此外，根据宋子文档案显示，宋子文在1945年春本来打算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解答各方责难，但在咨询了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之后，放弃了这一计划。1945年5月8日的信中，他还声明，“我不反对美国财政部或国务院公布我在美国的全部财产。”

　　戴鸿超说：“我查了宋档中的财产文件——包括股票及存款、房产、财产委托书和法院验证遗嘱，虽然有质疑说，宋的财产文件只是选择性地公布，但在他去世之后，法院在1974年验证的财产总值是10485729.47美元，虽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但称他是40年代最富有的人是无稽之谈。再比对蒋介石档案，蒋介石并无指责宋贪污的文字，却有对其他军政要员不法牟利之事的批评，而事实上蒋宋关系并不融洽。” 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立文也认为，宋子文档案对他的财产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义下的资产多少，他的妻子张乐怡部分则分开记录。陈立文认为，他去世时档案中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包括房产，不是什么亿万富翁。宋子文档案还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市场波动非常敏感，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从侧面说明他不是巨富。陈立文还表示，宋子文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用十分有限，档案显示，宋还要求中国银行在他个人账户内拨出款项，维持国防供应公司的运作。

　　“但有一点要指出，宋子文的财产确实不是小数目，到底是‘权力致富’还是‘信息生财’，现有资料无法回答。因为他长期兼营公司重职，并未很清楚划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戴鸿超说。

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国共再合作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史料限制，对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只能从周恩来的电报等点滴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随着宋子文有关西安事变日记手稿的公开，他在其中起的作用开始展示在世人面前。关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根据陈立文教授的研究，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权不要轰炸西安，另一方面还代表蒋介石与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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