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

天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会有这样的用途，但确实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在天安门城楼上更合适检阅人民。

革命善于将旧时代的躯壳注入全新的灵魂，将之点化赋予全新的生命。新政权还在中国西北一角的延安摇篮之时，就将嘉岭山上祈求风调雨顺的宝塔，变成神圣纯洁的中国革命的象征。若追溯中国革命的源头——苏维埃政权，则有克里姆林宫的洋葱头上加上巨大的红星后，旧皇权的象征变为世界红色革命中心的神奇。

194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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