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梁思成也用上了革命的理论：皇宫等虽然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使用，但却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造的，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旧的剥削阶级享用的东西，现在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理应保留。

但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考虑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将来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譬如，若行政中心在市中心，将来必然会导致拥堵以及城区功能单一的问题，虽然梁的担心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这些原本就无足轻重。

在长安街的宽度问题上，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当时的苏联专家，多是从人的角度着眼，强调长安街若太宽，非但行人跨越不便，而且从比例上看，周边的建筑物体量的协调性也成问题。苏联专家甚至举了莫斯科红场的例子——它甚至没有今天的长安街宽。

然而，当时的革命领袖，相信自己寻找到拯救中国社会的终极真理，有这种自信，才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豪迈，有了这种豪情，无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遗迹层叠的城市，还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国家，都是一张可以用橡皮擦抹去旧痕重新作画的白纸。

所以，长安街最终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中心地段几乎没有树荫，行人无法横越，无处停歇，压倒一切的是政治逻辑。没有宽阔的“神州第一街”，不足以显示威仪和神圣。

作为一种范式和逻辑，长安街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今天城市的改造。不少城市新区的中心，壮丽雄伟的行政中心对面，大多是一条至少双向八车道甚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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