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的文坛上，有一股力量异军突起，那就是“底层文学”的创作渐成气候,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批评与创作之间形成积极而持续的互动，使这一现象成为当下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

    实际上，“底层文学”由来已久，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诗经》。在现代文学史中，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左翼文学，关注的对象依然是“底层”大众。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又有不少农村题材以及描写城市中底层群体的作品，如刘醒龙的《凤凰琴》，方方的《风景》,余华的《活着》等。他们虽不强调“底层”，但对于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中受到损害的阶层有着相当深入的表现。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左翼文学的理论遗产，延续着9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余浪，发展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饱含着一种强烈的当代情绪诉求。在经历了90年代社会急遽转型之后，社会分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牵连出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三农问题”、“社会公正”、“城乡二元对立”等等，既是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课题，也是这个时代文学置身的一种生态环境。    

    尽管“底层文学”至今还未有一个科学的、明确的概念，但在文学界内已经达成一种默契，其大致指涉范围即对当前一些社会特殊群体的书写，其叙事对象主要包括城市下岗工人、依然驻守在农村的农民以及由乡下进城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如表现国有企业改革后下岗职工命运的小说《那儿》，如折射出“三农问题”的“新乡土小说”，再如反映进城农民工生活的众多小说和“打工文学”等均属此列。在笔者看来，“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实际上包含了城、乡两个维度——“城”联系着下岗工人和失业者；“乡”汇聚着广大的农民；以及在这二元空间中游走的、联系着工、农两个阶级和城、乡两个维度的“打工者”。在这几种不同的叙事类型中，“底层文学”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鲜明特点。   

    首先，以《那儿》等为代表的讲述“改革”的故事，迥然不同于80年代《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改革文学”和90年代《分享艰难》、《大厂》等“现实主义冲击波”。“改革文学”所表现出的是锐意进取、积极昂扬的精神，宣扬的是团结一心向前看、“分享艰难”共度时艰的主旋律。而“底层文学”则与社会“沉默的大多数”站在了一起，讲述他们的辛酸与苦难，讲述他们的艰难处境与抗争，讲述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的真实命运。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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