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中的“乡土中国”也呈现出一番新的样貌。作家们不再站在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立场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不再将乡土视为田园牧歌、世外桃源、寄托美好道德理想的精神乌托邦；还不同于40年代解放区和十七年作家那样将乡土描绘成生气勃勃的崭新天地。事实上，“乡土”、“乡情”序列的创作随着80年代后期文坛集体“向内转”而一度中断，而现实中的“乡土中国”，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随着“现代化”转向和变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无论是外在的自然人文景观还是内在的社会深层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广袤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在这一转变中承受了最大的冲击，“三农问题”开始突显。在这种背景下，“底层文学”为开拓新的乡土叙事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一是虽写“乡土”，但“城市”的幽灵却始终徘徊在乡土的上空，构成了新世纪底层乡土叙事的内在张力。二是农村强壮劳动力走后，继续留守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们，成为乡土的新的景致，也是“底层文学”用力开掘的另一处题材。三是涌现出一些以往乡土叙事中未曾出现的新类型，如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产生了一些涉及环保题材的作品。最后，对基层民主现状的表现、对农村传统价值沦丧的痛心、对农民道德自律的呼唤，是“底层文学”对“乡土中国”的特别关注之处。
再次，“底层文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着力于描写农民工的生活。既有职业化的写作，也有以“打工文学”为代表的边缘化写作。对于前者，“农民工”作为“他者”而存在，是被“代言”、被“想象”的对象；知识分子能否表述“底层”又如何表述“底层”，是自“底层文学”形成热潮之初便伴随的疑惑。在职业化的写作中，因身份和立场的差异，也确实难免出现隔阂、误解甚至歪曲。而在边缘化的写作中，被认为没有“话语权”的“农民工”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却容易让人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过分要求其文学性、艺术性而忽略了它的“原生态”价值；二是虽然“打工文学”确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群体，但不能因此过分强调其社会文化调节功用。如何正确对待这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以及二者之间能否互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实，“底层文学”一词在新世纪被提出，是一种现实性生存焦虑的表达，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性产物，同时也是中国90年代以来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化催生出的结果。但需要强调的是，不少“底层文学”已经开始与单纯的生存困境脱钩，讲述的是特定阶层、个人的命运，表达了对国家发展的思考。“底层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用自己的力量安抚现实中躁动不安的灵魂。简言之，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并对社会问题做出回应。在今天文学市场化甚至娱乐化的背景下，“底层文学”能够敏锐捕捉到社会阶层和群众情绪的新变化，能够以严肃的姿态承担起社会责任并融入人文关怀，既是一种“不平则鸣”，同时也是“时代的和弦”。
“底层文学”拒绝了“新写实主义”的“零度情感”，摈弃了“没事偷着乐”的犬儒主义，而是饱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然而，只有同情是不够的。作家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情景虽然力求用文学的方式交出一份当下历史的记录，但遗憾的是目前“底层叙事”仍无法穿透迷蒙的表象，具有时空超越性的作品相对匮乏。一是讲述“传奇性”的故事，以满足人们的窥视欲望和猎奇心理。二是简单立足于道德批判，以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构建文本。三是沉迷于“苦难展览”，走向单一化和极端化的“苦难书写”，甚至演变为“欲望叙述”、“暴力叙述”，变成了比酷比惨的“苦情戏”。如何让叙事逻辑更加符合生活的真实，在表现“底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观照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使“底层”人物不再被扭曲成窥视的对象而得以血肉丰满真实可感，在同质化的苦难中挖掘出被遮蔽的底层生活的丰富性，从而告别肤浅和表面，抵达能够穿越历史的文学的“深度”，这是“底层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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