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思想”的知识产权问题，在中国学界是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学者总是勇于敢当西方新潮的“第一个介绍人”。但关键不是谁最先发现或发明的，而在于谁的说法最有说服力，我们不过都是历史的阐释者而已。“启蒙与救亡”的变奏，这本是中国近代史当中所蕴涵的历史事实，可能每个人的观感不同，所给出的描述不同，但是历史事实本身就是事实。

　　关于谁是最早的提出者却已引发了争议，既有杜维明、王若水在公开媒体上为被遗忘的提出者鸣不平，又有林毓生、刘东等在私下发表意见。从学术影响上来说，李泽厚原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上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无疑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该文在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当中被加上了小标题从而获得了更广泛的影响。李泽厚从“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分出发，认定五四运动形成了“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的基本关系，并进而又将这种张力结构扩大到整个近代史。他认为，近代史的发展趋势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并将林毓生提出的著名的“创造性的转换”（creative　transformation）转而变为“转换性的创造”，从社会体制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的两个层面来面对如何转化传统的问题。

　　这篇以“双重变奏”作为隐喻的文章发表于1986年初，但是，许多学者将最早提出此说的发明者指定为美国的历史学者Vera　Schwarcz，汉语名为舒衡哲。因为从公开发表物来看，舒衡哲发表于1984年海外期刊《理论与社会》上的《长城的诅咒：现代中国的启蒙问题》中，更早提出了救亡与启蒙之间的冲突，不过他用的关键词是“救国”（jiuguo　or　national　salvation）而非救亡。

　　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第一次启蒙的时间段为1915年到1921年，中国的启蒙不同于欧洲启蒙特别是法国式的启蒙，首先，启蒙的重点在于摆脱封建伦理；其次，心灵旧习的稳固性仍很突出；最后，作者明确努力去构建一种后政治启蒙（post-political　e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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