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htenment）话语。但该文后面所论述的重心，似乎转到了启蒙如何转向了中国式的破坏偶像主义（iconoclasm）及其“前政治”与“后政治”启蒙的对立上面，其重点似乎在证明，启蒙运动在中国是发生在政治革命之后的，只是附着于政治革命身上的觉醒的宣言而已。这也就是说，舒衡哲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救国“压倒”了启蒙，这位历史学者也并没有将这一结论加以推演而应用于整个近代史当中。
有趣的是，舒衡哲本人将这篇文章送给了李泽厚，从我所见的第一手资料来看（李泽厚先生本人馈赠我百余份他在80年代所看的英文资料），前者送给后者本文的落款时间是1985年12月16日。而且，李泽厚也的确阅读了这篇文章，并在重点之处做出了标记。如果根据纸面的材料，可能是李泽厚受到了舒衡哲的直接影响，因为在阅读《长城的诅咒》一文时离他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发表似乎还有一段时间差。况且，舒衡哲还曾声明说，救国与启蒙的主题是他1982年秋季在所执教的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人文中心讲课时最早提出的，并要收录到他原定于198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启蒙：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s’ Legacy)当中，1986年该书正式出版的时候改名为《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与1919年五四运动的遗产》。
但是，李泽厚本人对此并不认同，这是因为他声称与舒衡哲早就结识。根据李泽厚自己的回忆，1981年之前舒衡哲就来过北京，李泽厚请过吃饭并做过几次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长谈。实际上，舒衡哲这位犹太裔美籍汉学家从1979年2月到1980年6月就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1年李泽厚到美国也是应舒衡哲的邀请，据称他们再次讨论过近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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