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究竟是李泽厚在与舒衡哲的交谈当中“获悉”了这个观点，还是舒衡哲从李泽厚的早期的见面当中“习得”了这一观点，我们作为“第三人”都不是当事人，没有足够的证据就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但是目前的趋势，的确是一方面由于学术影响的原因，大多数人仍认为李泽厚才是最初的提出者，而且李泽厚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思想者（而舒衡哲的影响最初主要在海外汉学界），他在国内的影响遍及了包括历史界的各个领域（他早期的许多文章大都发表在《历史研究》而非《哲学研究》上），但另一方面，支持舒衡哲的声音而今却愈来愈大甚至已有“既成事实”的趋势，这种在内心“同情弱者”的公论也成为了诟病李泽厚的事实来源。但是“公论”无论范围大小，往往都不能与史实相匹配，还是得回到事实本身去“求是”，尽管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立场是根本不可能实存的。

　　在此，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只是想给出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或然性”的判断：这个说法异曲同工地被提出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舒衡哲曾声称1982年授课时就提出了此说，但是我们却可以发现，在1979李泽厚就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已明显包孕了这个说法的雏形，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论纲》当中，他早已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发展的主流是由爱国而革命，即由抵抗外国侵略要求祖国富强而必须推翻满清政府，是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革命，这与洛克、卢梭等人强调个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人权，为这些东西而斗争而革命，并不完全相同。国家的独立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主题”，用更明确的说法，“不仅革命派，当年的改良派将民权（如谭嗣同）、自由（如严复），也都为了‘救亡’，即为了反侵略争独立而提出的手段和方案，反帝救国成了整个中国近代思想的压倒一切的主题。”但可能的是，这个说法本来在李泽厚和舒衡哲的内心都是一个“模糊的共识”，在他们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见面的时候，启蒙与救亡的说法被相互激发了出来。不过可以肯定的事实还有，当时思想已日趋成熟的李泽厚早已在中国思想界“显山露水”，而舒衡哲在汉学界才刚刚“崭露头角”。

　　另一个则是“必然性”的判断。无论是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还是舒衡哲所论的“启蒙与救国”，其实所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我们暂且不论谁先提出，但是可以基本肯定，“变奏”的说法就是来自李泽厚。从比较的眼光看，李泽厚与舒衡哲论述的基本差异在于，其一，李泽厚明确提出了“压倒说”，从他早年认定“反帝”就是近代史首要命题始，就已经明确认定了救亡压倒了启蒙；其二，李泽厚试图将这种“压倒说”贯穿到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阐释当中，而显然舒衡哲还有如此恢宏的视角和阐释的野心。她更多聚焦于五四运动这场其所谓的“未完善的启蒙运动”上面（这近似于哈贝马斯“现代性尚未完成”的名论），尽管她也承认启蒙与救国形成了长期存在的张力结构，但却始终没有像李泽厚那样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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