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的思想贯彻为历史的“发展逻辑”。还可以肯定的是，舒衡哲作为历史学研究者与李泽厚作为思想者的视角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他们提出救亡（或救国）与启蒙的立足点并不相同，舒衡哲更多是就历史状态本身来言说的，而李泽厚却是将这种双重变奏作为“历史教训”来论述的。简言之，舒衡哲是“从历史到思想”，而李泽厚则是“从思想到历史”，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在这个意义上，二者的基本观念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同体的互补”？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再来去争论究竟谁是启蒙与救亡的第一个提出者，亦即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十分重要。关键还在于持“启蒙与救亡说”的哪一位论者的理论更有阐释力？哪种理论对整个近代史能给出更具新意的阐发？究竟是谁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我想读者都应该会有自己的判断，无论是支持李泽厚也好还是同情舒衡哲也罢。
再退一步而言，无论是“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如何变奏，它们描述的不过都是近代史的事实而已，这同时也是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之一，而这一事实从严复、邹容到陈天华的理论和实践那里都已经显现了出来。最重要的就是，一面通过历史当事人的创造，另一方面通过历史阐释者的阐发，“启蒙与救亡”的内在逻辑已经昭然若揭了。实际上，“启蒙”在中国（从对立面来说）首先就要面对“反封”，进而（从正面来说）才能直面“科学与民主”的问题，而中国的“救亡”（从对立面来说）首先就要面对“反帝”，同时这也就是（从正面来说）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民族运动”，“反帝”在近代史上是当务之急，而“反封”直到而今都仍是棘手难题。由此可见，“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就理论来源而言实际上是来自“反封”与“反帝”的矛盾张力。
然而，启蒙与救亡的实质，并不仅仅囿于“反封－反帝”那种简单化的政治张力，其实它所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究竟何者更为重要？这才是需要后来的人们应着重反思的，也是当今中国发展所必须直面的“真问题”。譬如，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的建制，林毓生就曾明确过“Rule by law”（法制）与“Rule of law”（法治）的微妙差异，中国社会为何更多采取的是“以法统治”而非“法律主治”呢？更进一步来看，部分原因或许就在于救亡压倒了启蒙。有充分的史实证明，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最初动力并非为了“以法治国”而是“以法强国”，早在清末的“修律变法”中，“保邦致政，非此莫由”的立宪就已成为“富强之枢纽”了。如今的法律建设在中国，也不仅仅是法律本身的继续完善问题，还有提升国民的“法律意识”的问题，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后者则是自下而上的，二者本应是相辅相成的，这就像“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本应也是相辅相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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