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相关规定，如果教授连续两年不承担教学任务，不为本科生上课将转为研究员，不能做教授。此外，还规定教授上讲台一年400学时的教学任务。

　　然而，现实情形却是，“不上课”的教授非但自己不脸红，同样很少受到非难和指责，至于“教授不上课”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且被广泛认同了。诚然，大学教授这一职业本就有着不同于其他行当的特殊属性，例如无需坐班，再如不必考勤，而国内的教授更是被分为了“授课型”与“研究型”两类，科研任务多的可以少代课甚至不代课，也早已是教授行当的潜规则。于是，有了如此众多自由裁量，自由支配权，而又鲜有约束的教授们，最终发展到滥用这些自由权利，倒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了。

　　现实中，高校教授追逐更能获利的项目，争相校外兼职早已不是什么个别例子，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生态，一头戴着教授的头衔，领着教授的待遇；一边却将本该操持本业的时间用于兼职，“教书授课”的本业反沦为第二副业。尤为滑稽的是，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当对错的边界被“众皆如此”的普遍生态所混淆时，当职业的底线被“法不责众”的侥幸心态所突破时，自然便成就出一幅“对作错时错亦对”的图景：老老实实做好本业的教授反被视为没本事，至少也是不够灵活，不开窍；反倒是那些无暇授课的教授被视为有能力、有本事。如此背景下，“没有不逃课的学生，没有不兼职的教授”共同构成了当下高校里两道诡异的景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既然是教授，那么再赚钱的事业，再宏大的研究课题都必须服从于“教书授业”这一前提。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一流科研院所，即便是那些科研成果极为丰硕的一流教授们，他们都未曾离开七尺讲台，一些顶级的研究者甚至都坚持为最基础的本科生开课，怎么到了国内，并未成为一流研究者的教授们反倒集体不屑于为学生授课了呢。

　　当然，作为自由人，教授同样应该有自己的人身选择权，假如真的认为有更高的人生目标，其实大可以放下教鞭，摘下教授帽子去放开手脚追逐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在这方面，教育部出台不教学不能做教授的规定，不仅有助于教授职业回归本位，其实也是给了教授们更多的选择和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