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乡试主考、副主考,出任一任学政,随着官职的升迁,做会试的同考官、总裁,殿试的读卷官,就可以桃李满天下了。
翰林们身处清要,俸禄微薄,生活清贫,若能得一任主考、学政,就吃用不愁了。而且,门生遍布各地,官职升迁,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政治能量越来越大。任各级考官次数的积累,成为文职官员仕途发达与否的标志。国史馆所修官员传记,将这种记录载入传主的传文之中。大学士周祖培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起,充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六次、乡试复试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官、朝考阅卷大臣各三次。大学士祁隽藻自道光七年(1827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历充拔贡会考阅卷大臣一次,复试宗室举人阅卷大臣四次,复试顺天举人阅卷大臣二次,补行复试顺天等省阅卷大臣五次,复试新贡士阅卷大臣五次,殿试读卷官一次,新贡士朝考阅卷大臣七次,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二次,考试试差阅卷大臣二次,考试汉御史阅卷大臣三次。其他屡司文柄的大学士朱风标、贾桢等人的传记中,都有同类记载。
师生关系,虽然以道相传,但当科举考试变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后,师生关系却成了一种私人关系,似乎录取也成了私相授受的事情。门生仕途发达与否,似乎关系到老师的颜面的光彩。门生对老师的尊敬、爱戴、感激,更多是私人成分,它成了官场网络的经纬线之一种。
翁同龢每年春节,奔波于东城、西城拜年,其中不少是老师。他当了同治、光绪的师傅之后,年年仍上门拜年。老师、师母生日,同门门生一起拜寿,老师、师母的丧事,门生是治表重要成员。翁氏日记中此类记载反映师生关系是人伦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曾国藩系
曾国藩幕府盛况,当时人们赞颂不已。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氏幕府,集天下俊彦之士达83人,薛氏本人尚未列入,后世者学有的统计则超过薛氏的统计数字。80余人中,后来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者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十余人,还有科学技术专家如徐寿、左衡芳、李善兰等。拥有这些人才组成的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
人们留意于曾国藩鉴识、使用、培植人才的气度、方法,是很自然的。幕僚制度本身的演变,倒是值得探究的。幕僚古已有之,在汉代就见于记载。官僚们为要办理朝廷赋予的各项事宜,又没有相应的官派人员,就自辟幕僚,帮助处理。幕僚与幕主关系比较自由,他们不是隶属关系,幕僚去留自主,幕主采纳意见则留,否则就去而他就,曾氏幕僚人物也有这种情况。在祁门大营,当军事最困难的时候,幕府人数寥寥,曾氏也只得听之任之。
到清末,曾国藩幕府时传统幕僚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参加曾国藩幕府的,固然不乏古典色彩,但入幕之宾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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