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铁厂是张之洞督鄂兴办的最大一宗洋务事业，关于该厂由官办改为招商承办的经过及原因，素为学界所关注。学界以往论及此事，多从张之洞、盛宣怀的主观态度出发。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为鹏《企业改制的政治经济学：汉阳铁厂之“招商承办”再探讨》一文则认为，要解读此事还应注意甲午战争前后晚清政局的变化对汉阳铁厂改制所带来的影响。该文指出甲午以前，因为张之洞与李鸿章在政局的竞争，使得张之洞、盛宣怀之间存在隔阂，加上当时清廷中枢有以张之洞牵制李鸿章集团的用意，所以汉阳铁厂开办初期，张之洞得以勉力支撑，坚持汉阳铁厂官办。但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导致盛宣怀转投张之洞，使得张盛合作已无障碍；清廷中枢也认为，此时汉阳铁厂是否在张之洞之手在政治上已不再重要，再加上财政压力，故而清廷中枢转而要求张之洞招商承办。张之洞本人因铁厂本身困难，又有借盛宣怀缓和其与翁同龢关系的打算，所以甲午战后也不再反对由盛宣怀接办铁厂、对铁厂进行改制。
张之洞督鄂，不仅促使了湖北近代工业的腾飞发展，而且对湖北传统农业也推动很大。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徐凯希与张博峰合写的《张之洞与晚清汉江农业》就对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农业举措做了一详尽的探讨。该文指出，张之洞在湖北大举兴办洋务新政的同时，十分关注汉江水利的兴修，提倡让地于水，并通过引进陆地棉种、兴办丝茶、发展农业教育等措施改造江汉农业，推动江汉农业从传统走向近代。当然，该文也承认，囿于历史和阶级原因，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张之洞推行的农业措施也有局限，有些也并不能切实推行。因而，汉水中下游地区水土关系日趋恶化的局面，并未能因张之洞的这些改良举措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张之洞改良江汉农业的成效也不能太过高估。
张之洞推动湖北近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在文化教育上。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在《张之洞在武汉的兴教新政》一文中，对张之洞在武汉兴办教育的各种举措做了一全面的考察，指出张之洞在武汉的兴教新政包括兴办近代学堂新政、出国留学新政、教育行政管理新政、教育经费新政、师资建设新政、充实图书资料和科教仪器新政六个方面，全面覆盖了晚清武汉教育事业，使武汉迅速崛起为中国先进的教育基地，影响重大，延续至今。因而张之洞不仅是一个大实业家也是一位大教育家，我们谈武汉教育，也不能忘记张之洞。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张笃勤《张之洞与西方社会科学在武汉的初期传播》一文则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在武汉的初期传播的考察，反映张之洞在武汉文教方面的另一贡献。该文认为清末西方社会科学在武汉传播的过程，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既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学科提供了较为广阔的传播空间，又对其中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学说的宣传设置了种种查禁措施。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张之洞的个人意愿为转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张之洞热心提倡的西学、西政、西艺，并没能挽救清王朝的衰亡，张之洞竭力抵制的西方自由、民权学说，却恰巧成为武昌起义的思想武器。
张之洞与湖北新军及武昌起义的关系，虽然是史学界的一个老话题，但南方医科大学的李翔则借鉴西方身体学的相关理论重新对此问题进行新的解读，认为张之洞编练新军是希望用儒学熏陶湖北新军的心灵，用德日等国的练兵方式规范新军的肢体，形塑文武全才的儒士；而革命党人则通过在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展开逆规训，与张之洞对湖北新军的身体展开了控驭与反控驭的较量。最终武昌首义的成功，映证了革命党人对湖北新军身体改造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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