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理财之重,强调筹巨款、办大事的必要性。张之洞敏锐地认识到仿行西法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看到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扩张之间的必然关联。湖北新政实是张之洞理财思想的实践,虽然成绩令国人瞩目,但过于重视开源而轻视节流,无统一规划,财政上缺少可持续性。
北京师范大学倪玉平则针对以往研究多侧重探讨张之洞与洋务运动及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层面,特以选取张之洞在传统体制内的活动作为自身研究内容,详细考察了张之洞在晚清漕运上的主张与实践,指出张之洞作为一位开明的新派官员,在漕粮运输这一极为传统的体制内,也仍然尽心尽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而丰富了学界对张之洞的认识,拓宽了张之洞的研究领域。
五、 张之洞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日本伊原泽周对张之洞联日制俄政策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张之洞的“联日制俄”政策一定程度可以说是对抗李鸿章的“联俄制日”政策而产生出来的。在张之洞提出“联日制俄”的思想后,日本因为甲午战后沙俄势力在东北的伸展威胁到了日本,才遣使至武昌,向张之洞也提出了中日联盟,制止沙俄在东亚侵犯的建议。随后才有了伊藤博文与近卫笃麿先后访华。因此伊藤博文与近卫笃麿的访华,都是从张之洞的“联日制俄”主张中而导引出来的。二人虽然都与张之洞进行了防俄的会谈,但两人对华、对俄主张与政策却存在“差距”。其中近卫与张的会谈,较之伊藤更具有积极性与影响力。近卫坚持“保全中国”,公然地向沙俄提出严重的抗议,甚至于不惜一战。这种对俄强硬外交论,不为当时伊藤所采纳。
湖北大学陈钧就张之洞外交思想的演变与走向、特征与影响作了一初步的探讨。该文认为张之洞的外交思想大致经历了联弱抗强阶段(中法战争前后)、结强制强阶段(甲午战争前后)与以强掣强阶段(庚子之变前后)三个阶段;呈现出“以夷制夷”理念、维权外交思想与以开放的态度应对时势变迁的特征。但是因为张之洞的一生毕竟没有真正主持过外交大政,加上他不肯轻易让权予列强与清廷的苟且偷安思想存在着矛盾,与主持晚清外交的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与策略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张之洞的外交主张大多数时候并不能付诸实施,他在外交方面的影响也就难以从“外交成果”的角度进行评论。
湖南师范大学饶怀民与王佩良探讨了张之洞在湖南的对外交涉,认为张之洞在湖南对外交涉中,虽然受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采取了一些委曲求全、违背民众意愿的外交措施,但他能据理力争,尤其在自开商埠以及粤汉铁路筹办交涉中殚精竭虑,折冲樽俎,历尽周折,甚至虎口夺食,或使民族利权失而复得,或使民族利益损失最小,其在湖南近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作用亦不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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