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张之洞的文化思想与活动

张之洞的《劝学篇》向来是研究张之洞思想的重要文献。武汉大学冯天瑜就指出张之洞的《劝学篇》与何启、胡礼恒对此反驳的《〈劝学篇〉书后》其实可以看成是洋务派与改良派思想交锋的记录。洋务派和改良派这两个派别军政外交方略、经济政策、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一系列差异和分歧，在这两部著作中都壁垒分明地得以展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近代化方略。因此，《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这两大派别思想特征，进而研究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典型文献。张之洞通过《劝学篇》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故而其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所开的处方，仍限定在官僚政治的体制之内。清末“新政”则可视为《劝学篇》各项主张的实践——政治上维持专制体制，经济文化上推行若干新法。何启、胡礼恒在《〈劝学篇〉书后》中则针对张之洞维护纲常名教的思想，逐篇予以辩难，并较系统地阐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何启、胡礼恒对张之洞大力宣扬的“中体西用”论，也力加抨击，认为专制主义的内学阻碍着学习西方新学；不除内学之旧，无法勃兴外学之新。但是何启、胡礼恒的主张也有缺陷，他们既抨击“三纲”说，又主张不违孔教，并把孔学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既不满于“外人”“凌我华人”，又反对民众起而抗争以致“招祸”。他们的“民权”思想，也是在保存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致力于减少“君民隔绝”，限于向专制统治者恳求开放部分政权，以满足商民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需要。这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江西师范大学张艳国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在近代中国，当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西方文化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时，张之洞却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强烈的自信。因为在张之洞看来，以“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值得发扬的优秀文化；同时，在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的前提下，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可行的，西方文化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有益补充。张之洞的这种中国文化自信论建立在他独特的儒学修养和长期的地方宦海经历之上，是他个人特殊的经历、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情感在特定历史背景的一种文化写照和诉求。张之洞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在对中国文化充分自信的基础之上，试图寻找一条会通中西的有效途径，从而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该文也认为我们在评价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时，不能够对它进行简单的否定和肯定，而是要回归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去看待他的这种文化自信，进行同情与理解式的解读。

河北师范大学秦进才则就张之洞的苏东坡情结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张之洞因为与苏东坡有着相似的思想主张，很容易产生共鸣，所以行为上崇敬苏东坡，行政上有时效仿苏东坡，诗词上学习苏东坡，书法上模仿苏东坡，甚至希望死后得到与苏东坡相同的谥号，诸如此类都表现为张之洞的苏东坡情结。张之洞的苏东坡情结，一方面为张之洞树立起了人生的标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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