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教授辈出的年代。教授排山倒海，种类形形色色：专职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特聘教授资深教授，博导教授硕导教授A档教授B档教授C档教授，以及刚刚出笼热气腾腾的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四级……不用说，教授多不能说是坏事，再说不多我也挤不进教授行列。

　　然而若问及我心目中的教授——说偶像未免轻薄失礼——我眼前浮现出的则是与当下教授群体全然无涉的三个字：陈寅恪！先生仿佛珠穆朗玛摩天的冰峰，寒芒四射，又如拂晓远空孤独的银星，英气逼人。

　　吾生也晚，不曾受业先生门下，专攻亦相去万里。惟一或可称上缘分的，是我和先生同样在岭南名城广州生活了20年，而且有三四年就同先生居住过的康乐园——中山大学校园比邻而居。惜乎我到达广州的时候，先生于六年前就已永远离开广州、离开人间了。

　　然而我还是同先生“相遇”了。十几年后，我在暨南大学校园一家小书店里有幸“邂逅”了先生。先生静静现身于房间角落荧光灯下一个简陋的书架：《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6年7月版），于是我把先生小心请进了我的书房。从此我认识了先生，认识了20世纪一位独步孤叹的卓越的学人，认识了一位被誉为“教授之教授”的“一级教授”。

　　其治学也，先生负笈海外十六载足迹遍三洲，通晓十数种外语及梵蒙藏西夏等文字，然而异域文化始终无法冲淡他对故国文化的深深依恋和忠诚。在传统文化风雨飘摇之际，甘愿为其“托命人”，终生矢志不移。但先生并非纯粹出于怀古幽情，而认为文化传统之所以不能割断，是因为民族自立国家自立，首要在于文化自立，并预言“华夏之文化……终必复振”。故孜孜矻矻，从不懈怠，即使在双目失明后的20余年甚至在失明膑足的生命最后几年仍著述一百余万言。真知灼见，横跨中西文史，如银河在天，闪闪耀眼。

　　其教学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中外教授，如恒河沙数，试问哪位敢出此豪言？且看其讲课风姿：“貂皮帽、衣狐裘、围围巾，手提蓝布小包袱，坐在南区（指西南联大——笔者注）小教室里，有时微笑，有时暝目，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同学如坐白鹿洞中，教室虽无绛帐，却也如沐春风。”何等才气纵横，所向披靡，俯仰之间，绝尘而去。无论在西南联大还是在岭南中大，先生的课堂都有其他教授侧耳倾听，故有“教授之教授”的美誉。

　　更让我景仰的是先生的信念和风骨。在先生眼里，学术是非可以商量，个人恩怨不必芥蒂，惟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须以死力争。先生早在1911年22岁在瑞士留学时代就读了《资本论》原文，但认为研究学术“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50年代被邀赴京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亦不改弦更张，并“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先生通晓古今洞察天人之学识与先见之明，当然知晓这样做在当时是多么不合时宜，但他决不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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