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然而，南宋以降，受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流域经济开发步伐趋缓，在国家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下降。鸦片战争后，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淮河流域经济开发步伐有所加快，但受各种因素掣肘，区域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纵观近代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轨迹，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一、流域经济开发与淮河治理相结合。

　　水利建设是经济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夺淮使原本畅通的淮河水系发生重大变动，以致入海无路，入江不畅，到处泛滥。清中叶以后，过度的垦殖与砍伐，造成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更趋恶化，淮河流域逐渐成了“无年不灾，无灾不酷”的重灾区。据统计，仅1901年至1948年的48年间，淮河流域就先后遭遇42次水灾和23次旱灾（《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频发的灾害给淮河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如1931年发生的大水灾，涉及豫、苏、皖、浙、陕、鲁、鄂、冀等省，尤以“淮河区域罹灾最重”（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61年，第31页）。“人民无粟可食，乃剥树皮，磨成粗粉，掺以水藻、草根、树叶各物，蒸而食之，虽难以下烟，聊胜枵腹”（《申报》，1932年4月17日）,即是灾后淮北人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自然灾害不仅造成房屋、田地毁坏及人民伤亡，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残酷景象。每次大灾过后，都要恢复与重建，如此反反复复，形成“恢复——毁坏——再恢复——再毁坏”的恶性循环，严重束缚了流域经济的开发与建设。

　　开辟入海通道，理顺淮河水系，成为近代以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在多方共同关注下，各种导淮方案应运而生。从晚清苏北绅士丁显的“复淮”主张到民国时期柏文尉、费礼门、张謇及导淮委员会等提出的一系列“导淮”方案，可谓异彩纷呈，各具特色。但是，治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导淮不可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同时，受战争、资金、技术等因素制约，多数方案仅停留于文本而未付诸实施。实践证明，治淮与流域经济开发休戚相关。兴修水利工程，加强淮河治理，是促进流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流域经济整体开发与各省开发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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