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倡廉肃贪的过程中，察觉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奢俭和贪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侈靡风行之处往往也是贪风炽盛之地，竞尚挥霍之徒也常常是贪赃枉法之辈。康熙时担任过文渊阁大学士的陈廷敬曾说:“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意思是说:官吏之贪墨或清廉，是事关政治大局的事情;而决定官员或贪或廉的根基，则在于其追求奢侈还是谨守俭约。既然人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崇俭鄙侈也自然成为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

　　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这样说:“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与其寡廉，孰若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者。”(《康熙政要》，卷十三)

　　为什么俭可以养廉，侈足以成贪呢?康熙帝所说“此乃理之必然”的“理”，又究竟何在呢?关于这方面的议论，清代的“官箴”书中反映得十分充分。

　　觉罗乌尔通阿的《居官日省录》中有这样两段话:

　　“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乔立君主编:《官箴》，第549页)

　　“盖国家廉俸有常，人念奢侈无度。金樽玉饹，器必精工;细葛轻裘，服必华丽;脂车秣马，壮我观瞻;食美饮甘，遂我哺啜;甚至娇婢娈童，一呼百喏。穷奢极欲，取给无门，由是百计搜求，贪得无厌。势不能不籍下民之脂膏，以供骄奢淫逸之念，其流毒可胜言耶?”(同上，第548页)

　　《平平言》的作者方大湜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意思:

　　“俭以养廉，老生常谈也。其理，却至当不易。”“若习为奢华，饮食、衣服、车马、器皿、玩好等项，件件讲究，所出之数浮于所入，势必缺用。缺用不已，势必借债。借债不已，势必贪赃。”(同上，第598页)

　　封建君主也常常用这个道理告诫大小官员们。嘉庆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指出，那些因贪渎而“身罹重罪”的高官，“如蛾投火，实堪悲悼。推原其故，总由恣情糜费，日事奢华，以致廉俸所入，不足供其挥霍，因而败俭踰闲，多方婪索。伊等岂不知得受赃款，律有明条，而利令智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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