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清代官场的侈靡之风，不说愈演愈烈，至少也是经久不衰。这种状况的出现，其社会根源便在于传统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原本就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一心只想升官发财，以攫取政治权力作为个人飞黄腾达手段的人，一旦头戴乌纱，手握重权，就立即安富尊荣，穷奢极侈，整日里锦衣玉食，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纸醉金迷，“以官场为享福之地，借临民为行乐之方。”而为了满足这些无休止的欲念，就必定要巧取豪夺，苛征暴敛，贿赂公行，残民以逞。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对侈靡的追求是难有止境的。一旦身涉浮华，就会得陇望蜀，贪多务得，久而久之，则沉溺其中而不可自拔。如有人所生动描述的:“侈靡之为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其始偶然，继乃常然，久且习为固然，而忘其所以然。”(汪祖辉:《学治臆说》)到那个时候，“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明知长此以往，终不免身败名裂，但欲壑难填，利令智昏，自然也就不惜以身试法了。

　　官场上的一些陋习，也常常成为助长侈靡之风的温床。例如讲排场的风气，就是如此:“仕途中有种习气，俗谓排场，亦曰讲款。如衣服合时，进退中度，仆从都秀，饮馔佳良，器皿精工，轿伞齐整，应对便给，书札殷勤，皆所谓排场也。”(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屏恶》)在这种风气下，不讲排场，似乎就有失身份，反而成了官员中的另类;而竞尚奢华，也就成了官场的一种潜规则。从这里我们看到，一旦某种陋习形成了风气，往往能够造成积非成是、以丑为美的怪现象。

　　侈靡之风的泛滥，促使社会更加增强了宣扬“以俭养廉”观念的紧迫性。这种观念的提倡，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侈靡与贪渎现象起到遏制作用，其实是大可存疑的。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政治荣辱观，鲜明地提出“俭以成廉，侈以成贪”，使崇俭鄙侈成为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它也可以成为古代政治文明中的一份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人们总是把俭与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谓“惟俭足以养廉”，所谓“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所谓“欲教以廉，先使之俭”，都是讲勤俭是廉洁的根本。从政治上来说，只有经得起财色等物欲诱惑的人，才能身正行端，真正做到“无欲则刚”。从生活上来说，只有清心寡欲，淡泊自甘，才能无觊觎之心，杜贪婪之念。有人总结俭有四大好处:“俭则安分，俭则洁己，俭则爱民，俭则惜福。故曰:俭，美德也，官箴也。”能俭则“不至侵用官项，朘削民膏。身心俱泰，寝食皆安。”(《官箴》，第544页)

　　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俭，同吝啬完全是两码事。“可省则省，谓之俭;不可省而省，谓之吝啬。”(方大湜:《平平言》)俭不是指需要用而硬不用，而是指应该用而用之不过分。提倡俭约，也不是要取消一切正当的物质需求，更不是要装腔作势，矫情作秀。人们常常拿西汉时“以宰相封候”的公孙弘为例，他标榜自己“布被，食不重肉”，但大家认为这只是“矫情干誉”，“饰诈以钓名”，并不合乎俭的本义。其实，所谓俭，只是不要纵情声色，耽于逸乐，暴殄天物，劳民伤财而已。下面的一段话，也许对侈俭之辩讲得比较切实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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