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超先生曾经就指出过，他的原话是：‘以吾所间，辑子部书尚有一妙法——盖先秦百家言多散件同时人所著书，例如从《孟子》、《墨子》书中辑告子学说，从《荀子》、《庄子》书中辑宋铏学……诸如此类，可辑出者不少，惜清人尚未有从事如此也。’严可均的书中漏辑不少，这样无疑使得一些在文学史思想上有重要言论和事迹者未被录入。对叔孙豹的遗录就是典型的例子。可以说，叔孙豹的爱国思想对后来的屈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叔孙豹的这种思想也证明了忠诚国家的思想是很早以前就有的，而不是有些观点所说的从汉代才有的。因为胡适曾就忠诚思想产生的时代而对屈原这个人物是否存在产生了怀疑。”
编排次序反复、文字校勘不细、作者小传多有失误……这些也是赵逵夫指出的存在于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中的缺陷。
“之所以叫‘新编’，无疑，就是因为原书有问题存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世年一语中的，点明了重编的原因。
先秦文学研究的一个比较完善的文本
体现一种科学观念和科学性，是贯穿于以赵逵夫教授为主，张林祥、田河、董芬芬、丁宏武等13人参与的编纂小组成员的一个基本理念。
丁宏武博士是负责《全先秦文》编纂传世文献的编录工作的，他说在此次编纂过程中，有些文献的补充不仅仅具有补充意义，更具有一种“新发现”的意义在里面。“比如对秦代著名的大将蒙恬和他的弟弟蒙毅的文献补充，就可以算上是一种新发现，蒙氏三代，从蒙武到蒙骜再到蒙恬蒙毅，可以说蒙氏家族在秦代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蒙恬蒙毅，都是出将入相之人，此次，补充了蒙恬蒙毅的小传之外，还补充了蒙恬的《临死谏二世书》和蒙毅的《狱中对御史曲宫》，特别是蒙恬的《临死谏二世书》，我们在文后的校记中还补充了一段文献，就是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在这篇文章中说，他每每读到蒙恬的这篇文章时，时常泪流满面，原话是‘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应该说这样的补充不但有文献作为支撑点，更是从总体上反映秦王朝发展的一个补充。” 丁宏武说这样的新发现还有不少。
应该说将出土文献也收入《全先秦文》之中的决定，也是该书科学性的佐证之一。在读博士后田河副教授就负责出土文献的编纂，专业为金文研究的他和吉林大学、河南大学两位从事甲骨文、简牍研究的专家共同承担了出土文献的编纂。
“出土文献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不可逾越的，也是最好的释文，它和传世文献之间是互补关系，有些是见诸于传世文献的，而有些是见诸于出土文献的，无疑，这两者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文献互补。同时，也是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可以说，今天我们能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共同进行编纂，也算得上是一种创新。” 田河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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