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长沙白茉莉》的解读到此并未结束，因为我从字里行间似乎寻找到另一种可能：我看到历史正以另一种表达方式浮出水面。翻检一下并不遥远的历史，书中所写的“青帮老大、上海黑社会总司令”杜大耳无疑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作者借一个涉世未深的湖南青年之眼，将青帮与国共两党及殖民势力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上海工人运动的风云变幻以及杜月笙势力掌控下的上海市井社会和盘托出。赵克明所看到的人和事，正是那个惊天动地的时代的缩影。比如，为了说明上海青帮的势力范围，作者让赵克明去和测字的、拔牙的以及开租书店的人打交道，使读者对旧上海帮会势力的横行及组织规范有所了解。作者的种种努力，是将角色放置在时代的背景下，通过角色的种种遭遇，表现拉扯着这个特定历史时空的种种力量，让读者感受大历史中小人物的踟蹰无奈，探究小人物背后大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鲜活生动，进而窥见历史的形貌，这与他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不谋而合，可谓与其非虚构性历史作品殊途同归。

　　1985年，时年63岁的黄仁宇在台北版的《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亦即“宏观历史”）的概念，提倡“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而不主张纠结于事件的微观层面。在他看来，大历史观不是去研究诸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听取谁的意见，交由谁付诸实施的具体过程，也不去是去进行武则天秽乱春宫的道德批判，大历史观要求对中国历史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洞悉其背后深刻的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因素，从而“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中”。也许在黄仁宇看来，历史永远比最优秀的小说精彩百倍，《长沙白茉莉》正是其“大历史观”的又一次实践，是作者在以一种更加另类的方式探究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可能。在我看来，与其说《长沙白茉莉》是一部虚构的文艺作品，毋宁说它是一部普及历史的通俗读物。至此，我终于理解书店将此书归在历史读物类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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