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史语所集刊”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中国人文学界的地位是公认的。它连续出版了80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期刊中极为少见。它被收入国际上权威的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表明它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据我了解，内地还没有任何期刊被A＆HCI所收录。

　　在我看来，“史语所集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傅斯年在《集刊》创刊号开宗明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后来，《集刊》忠实贯彻了傅斯年重视史料、强调科学方法的理念，因此，80余年来，《集刊》重视实证的传统是一以贯之的，上面刊登的基本上都是扎实的文章，而很少空头文章。第二，傅斯年虽然很强调重视史料，但绝不是主张回到乾嘉去，做那种不带有问题意识的纯粹考据。他很重视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因此，看这80年的《集刊》，你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文章是超越于乾嘉诸老的，提出了新的问题，开拓了新的领域，反映了传统人文学术从旧到新的变化。第三，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这句话大堪玩味。从中我们看出，傅斯年有强烈的与外人争胜的民族主义感情，他不能容忍东方学研究的中心在法国、在日本，他期望中国夺回东方学的正统地位，并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集刊》一定程度上是寄托了傅斯年这一愿望的。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成功的学术机构有两个，一个是短命的清华国学院，一个是长命的史语所，而史语所的成功，《集刊》贡献良多。

　　“史语所集刊”也不可能是完美的，无论1949之前，还是今天，都有一些批评的声音。80余年来，它也经历了一些变化，比如，1949之前，《集刊》中古史的研究是很强的，但现在中古史的文章已经非常少了，毕竟，台湾和内地隔绝已久，台湾学者很难接触到新的材料。但《集刊》的文风是有延续性的，它也一直坚持非常严格的审稿，这些方面，值得内地学习借鉴。

《集刊》让年轻学者连篇累牍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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