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8~1949年这一个阶段，“史语所集刊”确实代表了中国人文学界的主流和最高水平。那时，学术界整体上比较活跃，期刊不少，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都办有自己的学报，但这些期刊都有强烈的派别意识，在整体水准上无法与“史语所集刊”相抗衡。那时的《集刊》办刊方面很有气魄，经常有一个作者在一期上发多篇文章的情况，甚至有时是一个作者“包圆儿”，这在今天不可想象。一个学者创作力旺盛的时候，就应该让他连篇累牍地发文章，这样才有利于出人才。在1949年以后，“史语所集刊”只能说代表了台湾人文学术的主流。早期的时候，《集刊》只发所内学者的文章，到后来才向所外开放，近年则是面向全世界，除了台湾学者的文章外，来自内地以及国际上的稿件也不少。

　　中华书局这次以影印的方式出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意义非常大。1949年以后，《集刊》移师台湾，内地就很难见到了，内地各大图书馆甚至搜罗不到一套完整的《集刊》。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1949年以前的《集刊》，这次又将1949年以后的《集刊》收入进去，为内地学者、学生使用《集刊》提供了方便。

　　记得1984年我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留学，研究院图书馆里有全套的《集刊》，我就整个浏览了一遍。更幸运的是，他们收藏的《集刊》不止一套，复本允许我拿走，这样，我回国时就“白拿”了很多本《集刊》。他们那里还有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三民主义研究所等各种杂志，也有复本，一般的刊物，我只取其中有价值的文章，而《集刊》多数文章都很好，我就整本整本地带了回来。

　　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有几个优点：一是收文很全；二是采取原样影印的方式，没有任何改动；三是它是分类编辑的，不同学科的学者查起来很方便，也便于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观照。“史语所集刊”的大多数文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很多文章，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学生是绕不过去的。当然，像陈寅恪、岑仲勉、王叔珉等人的很多文章都已结集出版，但如果引用的话，最可靠的还是以原刊杂志为准。其实国外很多学者的论文集，都是按论文最初发表时的样子影印的，保留了原来杂志的页码。

两岸学术应取长补短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最早接触“史语所集刊”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在中国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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