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藏书文化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各个系统的先后培育与发展又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密切关联，并形成各自的特点，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分析继承借鉴。几千年来的藏书文化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主体。从广义上讲，也可以说中国藏书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结晶。因此，研究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总结中国藏书文化的经验和成就，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和人类文明，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恰恰又是这看似铁定的事实在近代以来的诸多学者中却见仁见智、或褒或贬，纷争不断。举个极端的例子，私家藏书秘惜不宣，旋聚旋散的现象，在许多著述中是被当作一种罪责看待的，不少的藏书家也由此列归历史罪人。所以如此的理由说来十分简单：既然你藏了书，就该向公众开放，就该持之以恒代代不散，否则，因为你的聚藏而使别人看不到藏书，而使藏书集中毁散，你便有过失罪责，便愧对前期当世后代。在学人的喋喋纷争中，对我国历代藏书的功过是非这一重大问题却迟迟不能给出一个大致公允的、合乎历史事实的明确说法。盖棺不能论定，这或许不仅仅是历代藏书家的不幸，也是当今学术界的悲哀。

　　事实证明，“藏书”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其表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存储藏”之意。从图书流通到图书利用的诸多环节无不与其密切关联。大凡访书、选书、借书、抄书、购书、赠书、征书、读书、校书、书之补阚、辑佚、编撰、刊刻，以及与收藏相关的整理加工、分类编目、题跋提要、藏书印记、藏书保护、藏书设施、藏书建筑等皆是研究藏书楼，也即藏书事业史不可忽视之内容。藏书家并非桃花源中人，其家世渊源、社会交游、专业联系、乃至生活时代之政治风云、学术潮流、价值取向等也与藏书活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学术角度看，与藏书密不可分的更有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有人统称之“治学之学”，不无道理。因而可以说，藏书事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官府藏书之特点

　　纵观历代官府藏书，不难发现其有如下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官藏是我国古代发育最早的藏书体系，不仅商周的中央政府设有藏书室，各诸侯国也藏典设史，若秦、楚、鲁、宋、晋等国皆然。成语“数典忘祖”说的就是晋太史籍谈答不上其姓氏的来源，周景王姬贵告诉他，因为他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春秋时各诸侯国很早就建立起管理图书典籍的专门机构，并有专人负责，可称之为地方政府藏书。

　　二是皇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直接参与其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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