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市场，直至宋明版刻大盛，才逐步扭转这种状况。

　　藏书家的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考察角度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上，不难发现，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完善与生产上。

　　贡献之一，典籍的保存。这在秦汉时期即已有显著表现，秦始皇焚书坑儒及随后的严厉禁锢政策，使古代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毁损，如此高压血腥之下仍有许多的藏书家敢冒杀头危险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为中国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

　　以单一藏书楼论，宁波天一阁是一个典籍保存的范例。虽有《四库全书》征书，近代失盗等重大减失因素，天一阁历经400余年保存下来的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大量明代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清末杭州丁申、丁丙兄弟冒战乱烽火奋不顾身抢救出大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业绩，更是突现了藏书家不畏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江南三阁，文澜独存，这实在是藏书家树起的一座丰碑。

　　贡献之二，典籍的流播。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借阅之途，从北宋的李氏山房到清末的古越藏书楼，不少的藏书家通过向公众、社会开放形式，捐私产为公益，以传布为己任，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极大地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利用率，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二是借抄之途。从借出方看，藏有者不以珍稀为秘，无私提供底本，使一书由此而复制出更多的副本。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还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而四处传播。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应极大增加了我国典籍抗灾祸能力，以至当许多书的刻本毁灭绝迹时，惟赖抄本书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三是刊印之途，中国古代的出版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便是刻印书依据手稿的不多，而以现成图书为样本的却占有很大比例。于是，藏书家便拥有了刻印书的重要资本，因此，历代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甚大比例和重要地位。五代后蜀的毋昭裔由藏书而刻书，开了一个漂亮的先例。此后，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刻印者，明代的毛晋、范钦，清代的鲍廷博、纳兰性德、黄丕烈乃至民国的刘承干等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他们各自利用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

　　贡献之三，典籍的完善。仁人爱物，珍惜字纸可以说是我国儒家文化的一种悠久传统，体现在藏书家身上，便是普遍的毫无例外的对图书的珍惜、视若生命、护如眼目的情结。

　　一是对图书的爱护。远在北齐时代，《颜氏家训》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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