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为补治”的训诫便已明确提出将爱护图书视为士大夫必备美德之一。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从民间汲取智慧为己所用，种种图书保护方法遂不断创出，有些并一直被沿用到现代，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
二是对图书内容的校勘补正。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古书中几乎没有不出错讹的，“无错不成书”之谚即是这一现象的归纳。对此现象，几乎所有有能力的藏书家都会自觉而欣然地担当起校书纠误的职责。明代的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
三是对残缺图书的搜访集全。对历史留传因种种原因导致残缺不全的图书，许多的藏书家总是沤尽心血、刻意觅访，期冀以自己的诚意与努力使尽可能多的残书在自己手里破镜重圆、完美再现。明人陆俨山称其之藏书即使残书亦收，以冀他日之偶全。黄丕烈在解释自己何以重视收购破烂不全之书时说：“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如遇不全本而弃之，从此无完日矣。故余于残缺者尤加意焉，戏自号曰‘抱守老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一、卷六)
贡献之四，典籍的生产。即指利用藏书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新的财富，提供更多积累。在这一点上官私藏书楼均成果斐然，各有千秋。以官府藏书讲，历代诸多类书如唐之《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长编巨制无一不是直接利用藏书的产物。以私家藏书论，历代藏书家艰辛搜访、精心汇编的专题巨著如朱彝尊《词综》、黄宗羲《明文海》、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月霄《金文最》等，及大量的地方文献汇编如《四明丛书》、《金华丛书》等，均是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至于清代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划时代的鸿编，更是官、私藏书楼各逞所长、珠联璧合、共襄其成的范例。
贡献之五，典籍的捐公。进入现代，众多的私人藏书家爱国为公、服务民众的意识更加强烈而自觉，他们纷纷以私藏捐奉国有，难以数计的私家藏书遂以百川归海之势汇聚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国有图书收藏机构，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楼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些捐献私藏的可敬可佩的现代藏书家也实在有太多太多，他们的光荣代表中有——梁鼎芬，1919年卒后由其子捐献藏书600余箱给广东省立图书馆；梁启超，1929年卒后其饮冰室4万余册遗藏永远寄存北平图书馆；傅增湘，1949年卒后其双鉴楼藏书分别捐献北京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周叔弢，建国后先后五次共向国家捐献藏书9.6万余册；潘世兹，1951年将其父宝礼堂全部宋版珍本从香港运回，捐献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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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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