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给予相应的地位，反之则任其泯灭。其结果，新文学成了“一枝独秀”的奇葩，而生长如此奇葩的园囿则不复现，这是对历史的遮蔽。历史本是丰富多彩的，新文学也是在与众多文学形式比照和抗争中成长壮大的，多元的文学史观念以及多元的文学史视角，不仅不会减弱新文学的价值，反会使其意义更加彰显出来。其二，扩大了原有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围。比如废名，正如上文谈到的，并非孤立现象。废名接受了前辈作家，甚至古代、西方作家的影响和滋养，这是事实；但废名同样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更年轻的作家，以至形成一个准文学流派——“废名圈”。从眉睫所发掘的材料看，废名的影响不止于文体，其美学趣味，乃至思想精神，在20世纪40年代的北平，几乎蔚为风气。而对废名的青睐，并非单纯的文学现象，其间文化哲学和文化人格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今，废名为越来越多的高雅学人所喜爱，其间所隐含的知识分子精神传承的消息，颇能发人深省，而推动这种精神的弘扬的，就有眉睫的一份功劳。其三，能够满足一般读者和研究者窥探历史真相的意愿。比如喻血轮，过去仅知道他写了《林黛玉日记》，却不知道他的身世，也不知道他的家世，更不知道他家族后人的情况。如今经眉睫的研究，这一切都大白于天下，使读者在走近历史的同时，更增添了对文化的景仰，这对塑造当代人的文化人格无疑也会起到相应的作用。
《现代文学史料探微》也有不尽恰切的地方。
既然是“史料探微”，最好注明资料的出处。有些资料眉睫注明了出处，但相当一部分没有注明，结果让人生疑，这到底是作者的杜撰，还是别有依据？是作者最先发现，还是从他处转述？注明出处，既表明不掠他人之美，是一种学术品格的表现，同时也是科学求实的态度。
另外还有涉及“评”的。眉睫的评论大多能够到位，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在《丰子恺的童话》一文中的结尾：“正是这样一个把毕生心血奉献在‘童心艺术’的大师，却遭到儿童文学界的漠视，试问现在有几个童话作家知道丰子恺先生是儿童文学大师呢？”这话可能与事实不符。因为作为儿童文学大师，丰子恺虽然不能说尽人皆知，但至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不会不知其人，儿童文学界也没有“漠视”。又如《新发现的一封废名佚信——兼评废名的老北大讲义》一文，称废名“很讨厌新月派的格律诗，如‘商籁体’”，也似乎歪曲了废名的意思。废名确实批评过新月派“虚张声势，在白话新诗发展的路上，他们走的是一条岔路”（《谈新诗·〈扬鞭集〉》），但用“很讨厌”一词表达他对新月派的看法，分寸似乎掌握得不够好；对“商籁体”即十四行体，废名更是有所保留。他评价冯至：“我很懂得这首诗的好处，其运用十四行体的好处是使得诗情不呆板，一方面是整齐，而又实在不整齐，好像单调的图案一样，一新耳目了。”（《谈新诗·〈十四行集〉》）从这里，看不出废名对十四行体有如何的“讨厌”。所以这些轻率的结论，我以为是眉睫今后应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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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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