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形成以后，逐渐在世界各地传播，不少国家纷纷引进了这一学科。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学”也传到了中国。但是传进来以后就走样了，和美国意义上的“美国学”不是一回事。中国人研究美国有两个特点：一是侧重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研究，而对社会和文化反而不是特别重视；二是比较关注近期的趋向，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只能归入历史学科，只有对美国当前状况的研究才算在“美国学”里面。

　　也就是说，中国的“美国学”概念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有点“泛美国学”的意味，包罗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比美国的“美国学”概念要广得多；第二，它带有一定的拼凑性，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整合的学科，凡是涉及美国的研究，都可以归入“美国学”，张三研究美国文学，李四研究美国经济，只要是研究美国，都算在“美国学”的范围内。因此，有人讲，中国没有真正的“美国学”。“美国学”英文叫做“American　Studies”；而中国只有“the　Studies　of　the　United　States”,而没有“American　Studies”。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子桐：中国的“美国学”和美国的“中国学”各自有哪些优劣短长？

　　张西平：中国的“美国学”和美国的“中国学”不好相比，但可以把美国的“中国学”和欧洲的“中国学”做一个比较，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规模上比较大。主要的大学大都有东亚系，同时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各个专业也有中国研究。20多年前，孙越生编写《美国的中国学手册》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培养博士1000多个，而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人数，估计基本上占到了全球的一半。另外，美国的“中国学”对晚清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优势，当时美国的来华传教士掌握了很多中国资料，例如：早期海关档案、赫德（英国人，曾任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文献等。在这方面，美国的中国研究还是有较大影响的，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不可小视。

　　李剑鸣：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我虽然了解不多，但也略知一二，因为他们的不少书都翻译过来了，而且我跟有些学者也有过个人交往。我的感觉是，美国的“中国学”所依托的学科积累和学术资源，是中国的“美国学”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的社会科学走向发达，史学也呈现强势，大有与欧洲相匹敌的势头，这可以为它的“中国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学者只不过是把他们研究欧洲、研究美国的范式和方法拿来研究中国，就会产生同中国学者很不一样的成果。他们的研究，从内容、解释框架、研究方法到对具体问题的诠释，都很有特色。

　　中国的“美国学”与美国的“美国学”相比，似乎谈不上有什么优势。刚才说到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其实如果从“泛美国学”的角度说，中国研究美国的人也不少，但有些人对自己学术身份的界定并不明确。比如说，研究美国外交的学者，自称是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则认为自己属于外国文学领域。他们的身份都不是“美国学”。我们这些研究美国史的，通常把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历史学者，而不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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