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研究者。美国人说我们都是“Americanist”,但“Americanist”是一个很泛的概念,所有研究美国的人都可以叫做“Americanist”。另外,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学科自身的界定也不是特别严格,没有明确的学科边界,一个选题究竟属于“美国学”,还是属于跟美国相关的其他学科,有时很不好判断。从材料方面看,刚才张老师说,美国的“中国学”有某些优势;但中国人做美国研究,材料一直是一个“瓶颈”,尤其是在网络材料开发以前,基本的材料都必须到美国去查找。另外,中国学者在人文修养、方法论意识和选题的取向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
如果说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有什么长处的话,那就是一种有待发挥的潜在优势。毕竟我们是在外面看美国,有可能突破美国学者“身在此山中”的局限。美国学者,包括美国的历史学者,近来也强调用外面的观点来看美国,以克服“美国例外论”之类的局限。
吴子桐:促进美国的“中国学”与中国的“美国学”的发展,存在哪些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因素?
张西平:美国的“中国学”之所以发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两国地处太平洋两岸,美国同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国一直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来研究。地缘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次,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学科制度,有些制度和中国不一样。比如,美国的基金会制度对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即便在美国“麦卡锡路线”的时候,“中国学”受到严重的打击,包括费正清本人也一度在“麦卡锡路线”上受到了压制,但是,美国的中国学为什么能够再发展起来呢?还是因为美国有一些比较长远的战略性的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基金会”。这个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的“美国学”研究者。最近中国的美国研究界出了本好书:韩铁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中国学(1950-1979年)》。这本书从美国史的角度揭示了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基金会的支持。韩铁这本书告诉我们到1970年福特基金会为美国的“中国学”投入了4000万美元,各高校大约相应投入了4000万美元,这样就有近8000万美元,这个费用是相当客观的。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中国学”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美国的“中国学”发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移民政策。在欧洲,就是中国学者的水平再高也不留你;美国的中国学者,华裔学者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和费正清合作的刘广京先生、哈佛的杜维明先生、做史学的黄宗智先生、做哲学的陈荣捷先生、做文学的孙康宜先生、做文献的钱存训先生,等等。这些学者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人数虽然不多,但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和欧洲“汉学”相比,就可以看出这批华裔学者的价值。
李剑鸣:张老师刚才谈到了促进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有利因素,相比之下,中国的“美国学”所面对的主要是不利的因素。
这些不利的因素,过去是来自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两国接触极少,虽然有少数人在研究美国,但都是在批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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