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海外汉学的理论，往往更容易出活。”一位圈内人士对记者说。例如，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强调理论设置。一些海外学者眼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汉学界地位较低，便力图把主流学术所看重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的理论带进文学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视野。但拿来国内后，这种方法被匆忙地演变为从概念到概念的大而无当的论说。文学中的情感、审美等都被忽略不计，成了可任意按社会学、心理学理论拆解的冰冷之物。

    “这类‘仿汉学’并未提升研究品质，但出成果却是立竿见影。”一些学者提出，这一风气正在侵蚀年轻一代的学人。一些国内大学的文科学生，写论文也大谈现代性、文化冲突等等，充满浮躁的“汉学心态”，却没有扎实的论据与深入的思考。“很多学生读过几本时髦的汉学著作与西方理论，连《红楼梦》、《世说新语》都没碰过，却在论文中放言‘中国文化’！”

得靠扎实研究提升学术自信

    “西方汉学家就像是‘左手拿放大镜’、‘右手举手术刀’的学究，纯粹是把‘我们’当成学问来做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陈跃红，曾在上世纪90年代访学荷兰莱顿大学，师从享誉西方的汉学名家，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可谓深得海外汉学“三昧”。他指出：汉学，在海外学者只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在他们心里，是找不到如本土学者那样关切国家民族命运、探究问题找寻出路的焦虑感的。

    “即便研究对象和某些方法大致相似，但海外汉学所研究的中国，与本土中国学科研究的中国，就学术目标、问题意识等等而言，都有着本质差异。”陈跃红教授说，海外汉学家所做的，是挖掘中国的资源（文本），力图证明他们所关注的“普遍性问题”；而本土学者却须承担起更大更严肃的使命。

    “现在‘仿汉学’成风，‘汉学心态’大盛，归根到底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在温儒敏教授看来，借鉴外来学问可以，但问题的发现、建构和方法的选择，必须建立在自己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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