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吗?”张颐武教授分析道,即使像钱钟书、季羡林这样的大学者,幼时固然受到传统经典的耳濡目染,但其后如果没有留洋英国与德国,没有接受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又如何以学贯中西的视野与处理方式,来反观传统文化呢?
书院复兴,意在拾回“文化自信”?
“书院的复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有专家学者表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时,主体意识的强调也开始变得刻不容缓,“而主体意识又恰恰只能从中国文化自身中去寻找。”而在张颐武教授看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认同抽象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抛弃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历经百年之后,当国人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之后,人们有了更多的“文化自信”,而不再是曾经一味地“反传统”。“但是,当下兴起于各地的书院,又保留、沿袭了多少传统书院的办学形式、教授方法和管理制度呢?”陈洪捷教授说。
据了解,上世纪50年代初,由著名学者钱穆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可谓坊间极有名气的书院。但现在,新亚书院之下,几乎全套使用的都是现代西式教育体系的授课方式。同为东亚近邻的日本、韩国,在对书院的保留方面要比我国做得更好。但据专家分析,即便如此,那里也未真正完整保留中国古代书院的各种形式……与此同时,时下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各种书院,讲授形式、授课模式不一,有些即使连营建者本身,心里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也许只是挂了一个‘书院’的名字,但与真正的书院精神相去甚远。更多由书院而起的,对现代学术、现代教育制度的针砭,可能也只是借‘书院’之名,借古喻今的一种形式罢了。”
“可以说,只要有制度,就会有造假。”张颐武教授并不讳言现代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但他仍将其称为“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陈洪捷教授也指出,切不要把美化了的想象作为历史误导大众,“就像很多人对传统书院自由辩论、讲学的氛围津津乐道,殊不知‘学术自由’的概念均是现代学术的产物,历朝历代的书院又有多少可以不受限制、自由讲学的空间呢?”
“这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且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士,还愿意花费精力与时间,来到书院以‘回炉闻道’,这确实反映出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在重视向学生传授技术性、工具性知识的同时,并没有教给他们安身立命的东西。”不少教育专家认为,传统书院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对学生个体的关怀、良好师生关系的培育等理念,确实是现代教育体制中应该借鉴与吸收的。一如当下,在不少知名高等学府中推行的通识教育、人文教育,即反映出了这一趋势。“诸如,理工科学子阅读人文类经典,文科学子了解更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对于培育年轻学子自我体验、自我认同,成为拥有健全人格的现代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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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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