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大西部和东北地区，一直是不安定地区。一是当时的地方势力叛服无常，二是外国势力的侵入或指使，而且往往是两者的勾结。远的不说，就拿清代来说，清崇德元年，即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沙皇俄国向东方扩张，向中国黑龙江地区侵入，这时，就开始了清廷与沙俄的斗争。入侵的沙俄哥萨克士兵，残暴凶狠，竟在崇德八年的一次入侵中，兽性大发，吃起人肉来，这一年的冬天共吃掉了中国老百姓50人。从这时开始，沙俄的入侵和中国军民的抗击就一直没有停止，直到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的东北边境才算平静下来，前后共历时53年。

　　在中国的西部，主要是新疆地区，康熙前期，原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一方面统一了准噶尔部，控制了天山南部，同时又与沙俄勾结，背叛祖国。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以沙俄为后盾，发动叛乱，初时得逞，后经清军在乌兰布通的一战，噶尔丹溃败。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再次发动叛乱，康熙决心剿灭噶尔丹，决定御驾亲征。在昭莫多一战，大败噶尔丹军，噶尔丹仅引数骑逃去，余皆投降。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再度亲征，此时噶尔丹已势孤力竭，只好饮药自尽，噶尔丹之叛终于平定。时在康熙三十六年。

　　噶尔丹虽死，准噶尔部并未彻底平定，只是暂时无力再生事端，清朝政府也一直把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当做头等大事，所以从康熙三十六年以后到乾隆初期，中国的西部，只是暂时的平静。到达瓦齐夺得汗位后，残暴凶狠，加深了准噶尔的内部矛盾，而且矛盾愈演愈烈，达瓦齐众叛亲离，不少准噶尔人民和上层人物，都归附清朝。如：乾隆十五年，达什达瓦部的宰桑萨喇勒归附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原杜尔伯特部的部长车凌、台吉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率一万多人归附清朝。差不多与此同时，原为辉特部台吉后又拥戴达互齐的阿睦尔撒纳，也脱离达瓦齐归附清朝。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形势下，乾隆帝感到彻底平定准噶尔的时机已经成熟，遂派定北将军班第、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定西将军永常、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分路进剿达瓦齐，一路上，准噶尔军纷纷归降。清军渡伊犁河后，达瓦齐率部众万人退据格登山，背山据水，结营固守。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说：“所至准夷各部落，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无不携酒牵羊以降，兵行数千里，无一人敢抗者。五月五日，齐抵伊犁，达瓦齐阻淖为营，众尚万余。我兵追及之，侍卫阿玉锡以二十二骑（按：实际应是二十五骑——冯）直薄其营，呼噪突入，贼众惊溃。达瓦齐窜走，阴计阿克苏回人伯克霍迪斯为己所立，必不负之，因率亲丁百余骑逃至回疆。去阿克苏四十里，霍迪斯已遣人具牛酒以迎。达瓦齐之党以为不可信，而达以其有恩，遂杀牛酌酒，与众酣醉后，霍迪斯尽缚之入城。后承班公檄，献诸军门，并获青海叛贼罗卜藏丹津，先后槛入，行献俘礼，上御午门楼受之。”达瓦齐的覆灭，标志着新疆天山南北尽已入清朝的版图，标志着原有的西部割据势力已基本根除。（此后虽有大小和卓木在天山以南的叛乱，也随即被平定。）因此，乾隆于六月初一日以平定准噶尔告祭太庙，初七日加上皇太后徽号，颁恩诏，庆贺平准。六月十一日，乾隆即“命何国宗带同明安图、富德及西洋人傅作霖、高慎思，前往该处测量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考订形胜，绘图呈览。”七月十七日，梁诗正上《奏贺平定准夷折》说：“今我皇上乾纲独断，扫荡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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